中新网12月6日电  近日，著名学者汪宏华撰文新解《四书》，他认为曾子之《大学》和朱熹之《大学》的涵义并不完全相同。朱熹虽未完全弄懂《大学》的隐意，但却赋予了它更加具象的内涵和结构，使之成为中国儒家皇冠上的一颗明珠。汪宏华的新观点主要有：1、格物实为“格悟”，指最抽象的理性思维，致知则是指感性思维；2、明德之“明”实为聪明才智，明明德是指弘扬才与德两方面而非单纯的道德；3、止于至善中的“止”与“至”是给善设定的上下两个边界，是要求每个人守好本分而不是指追求至善；4、《论语》对应明明德，《孟子》对应亲民，《中庸》对应止于至善……

　　汪宏华的原文如下：

　　关于《四书》之“大学”前200多字的翻译与解读，千百年来来已基本形成定论，少有悬疑。但笔者以为，就是这篇简短而又重要的文章竟存在着多处误读，以至无法认识其真实涵义与结构，无法认识整个“四书”之间的关系。下面我就来证明中国古代的儒生士子、举人进士是怎样的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笔者明知这是一件极为艰难而又冒险的事，但必得有人去做，天生我材当此用。

　　【原文】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一、《大学》必须重解的几个名词概念

　　大学之道：道，绝对真理。大学之道，直译的说法很多，大学堂、博学等，实应意译为儒学之道、儒家之道，具体即是儒家追求的绝对真理，人的才德所能达到的极限。

　　明德：是指人的内在的精神品质，包括明与德两个方面。

　　1、明德之明是名词而非形容词，指聪明，慧明，即探求真理的思维才能，相当于才德之才，包括理性思维(格物)和感性思维(致知)。这里的格物实为格悟，“物”通“悟”(《大学》不只有亲与新的通假)，原因一，从天下、国、家到身、心，再到意、知，明显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内，越来越虚的趋势，不可能再出现外在的实有的物，感悟虽然需要以外物为对象，但外物与思维活动本身并无关，就像一个人的思想开悟不能说能开物一样；二，既然正心与诚意是近义对偶的一对动宾词，那么致知与格物也应近义对偶，但虚词“知”显然不能对应实词物，对应悟性之悟则刚刚好。格悟意即指感通悟性，打开悟性，练成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理性思维能力。之后再获得认识事物外貌的感性思维能力——致知。从内质到外表，从顿悟到渐知，从理性到感性，是古人对思维过程的一般认识，也是他们对正确思维的要求。

　　注意，古人通常是不将耳目等感官的初步认识——视听——列入感性思维的，这只是思维前期的收集信息的工作，无论理性思维还是感性思维都需要以这些信息为基础。真正的感性思维是指对事物表象的分析与判断，欲求与预测，解构与重构等。这种思维产生在理性思维之后，直接指导人的言行，即从悟到知，从知到行。

　　很明显，这种思维观与现代哲学大相径庭，孰是孰非，这里暂不讨论。

　　2、明德之德是指道德、德性，是指面对或管理人财物的心理素质，包括诚意、正心。诚意是诚挚意念，排除内在的以自我为圆心的私意，正心是端正心思，克制因外在诱惑产生的贪心。二者也是先内后外的顺序，而且主要是针对人的欲念，与格悟致知所对应人的思维相反。

　　明(才)是隐性的，德是显性的，先隐后显。另外，致知与正心还是互为因果、对应的关系，当对事物的外表有了完整的认识之后，自然就不会被它的声色引诱，不会财迷心窍了。格悟与诚意也是如此，当对事物的本质有了透彻的认识之后，内心自然就不会自我膨胀，不会利令智昏了。

　　质言之，明德就相当于才德，是并列词，不是偏正词，而且才在德之前。与《周易》之自强不息(乾)、厚德载物(坤)的顺序一致。《大学》并非是我们此前认识的单方面强调德行。

　　正是由于《大学》被误解为单重德行修养，所以才异化出了后来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大学》要求人们才德兼备，而且是先修炼获取财物的正当能力，再克制各种不合理的欲望。若完全禁绝了内欲与外物，德也也就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德的主要作用是载物，是支配物。更重要的是，有德而无才谈何治国平天下呢？才德没有主次之分，但一定要有先后，只有先打来了猎物，才谈得上分配猎物，只有先有了生产力，才谈得上生产关系。

　　非常神奇的是，《四书》虽然选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者，不同的篇章，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提要与正文，归纳和演绎的关系，更准确地说是，它们之间可以理解成提要与正文的关系。《大学》便可看作是其它三书的绪言。朱熹真正是用了一番脑筋，不愧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他编写的《四书章句集注》就像似书论家的书法集字，收集来的篇章竟在文理和结构上都能自成一体。

　　明明德：意即弘扬才德。曾参的原意本是指个人的才德的修习，即修身，但放在《四书》中整体理解，则包括修身和齐家两个方面。对应于讨论个人与亲属、师友等小集团关系的《论语》。这又是集章与原章有所区别的地方。

　　亲民：意即完成个人与家族修习之后，推己及人，言传身教，使邦国和天下之人都能不断革新，不断提升各自的才德。如果是家长，就要引领一家人明明德；如果是邦主，就要引领一地的人明明德；如果是天子，就要引领全天下的人明明德。亲民在整个《四书》中是针对治国、平天下而言的。

　　《论语》中的父子对应齐、修；《孟子》中的君臣对应平、治。平天下是君王的事，治国主要是臣子的事，齐家是父亲的事，修身是个人的事。

　　止于至善：不是此前人们理解的达到至善为止，而是为“善”确立两个边界，以保证不偏不倚。对应于《中庸》。

　　第一个边界是“至”，包括两方面，1、在明明德的格、致、诚、正之时，要尽可能追求更高境界，认识更多真理，灭除更多私念；2、在亲民的(修、齐)治、平方面要尽可能多感化辖区内的人，尽可能让他们都做到明明德。

　　第二个边界是“止”，也包括两个方面，1、在格、致、诚、正之时，要懂得适可而止，不必做超出自己能力的虚妄思考，不必克制自己的合理欲望；2、在亲民之时，只注意看清自己的管辖范围，不可超越权限。若有大志大能，也须等到职位真正改变、提升之后。《大学》是允许士兵心怀将军之志的。

　　总体而言，止于至善的本意并不是要求我们都去追求无止境的善，不是要求我们都去做圣人或帝王，更主要的是坚持做好当下的本职工作，直到尽善尽美、不偏不倚。若是天子就想方设法将天下治理好，是家长就将家或家族管理好。而且“至”与“止”确定的是一个可以伸缩的区间，优秀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适当的切合人性的等级。

　　为什么要这样理解“至”与“止”呢？因为接下来，说的是“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假如是要求达到无限之善后才止，就无所谓止了，变成了无止境的追求了。唯有常怀知足之心，常怀切实可行之理想，人才可能定、静、安、虑，才可能有所得。目标决定心态，心态决定成功。

　　二、《大学》的表述顺序：正→反→反→反→正→正

　　第一句话是“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注意，这三个“在”说的是道的三个方面，并非是三重境界。此即后人所谓“三纲”。

　　接着说如何反求“止于至善”，如“知止而后有定……”，止→定→静→安→虑→得。这里实际是在讲凡事予则立不予则废的道理，在修道之前必须先确定正确的目标，有了目标才能摆正心态，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取得实质性的收获与进益，直到至善。

　　再说如何反求新民。表面看，似乎并没有说这一项，直接就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实际上明明德之中的天下、国这两项就是亲民。当明德从个体、家族影响、传播到邦国与天下的层次之后，就已是亲民了。亲民的顺序也是要从大到小，从予到立反向表述的。

　　最后说如何反求明德，从予到立共有五步，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悟。

　　第二个“正”是说如何一步步明明德，实现既定的目标，格悟→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或者可包括齐家。

　　第三个“正”是说如何一步步亲民，其家→治国→平天下。

　　最后几句中的“物有本末”说的是大学之道这一物的主次、层级关系。相对而言，修身是本，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末。值得注意的是，正心、诚意、致知不是末，而是修身的具体内涵，本中之核，埋在基础之下的看不见的更深厚的部分。

　　“事有终始”说的是实践、实现目标的顺序。比如，明明德(包括新民)始在格悟，终在平天下。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则应终止在自己的影响或管辖范围之内，如庶人就应止在修身，天子就应止在平天下。

　　“知所先后”说的要弄清楚达到目标的行动步骤，先后顺序。

　　以上可见，《四书》本是一个完善的哲学体系，在《大学》开宗明义之后，《中庸》、《孟子》和《论语》就是详解如何止于至善，如何亲民，如何明明德了。若按照通常的《中庸》排在《大学》之后的反求顺序，《孟子》应是排在《论语》之前，而不是现在的排在最后。（原标题：学者：《孟子》应是排在《论语》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