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有“六十星宿”信仰，“六十星宿”缘起于中国传统的纪年方式——干支纪年法。此法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按照顺序组合起来纪年，如甲子、乙丑等，共得到60个组合，称为六十甲子，如此周而复始，无穷无尽。中国的道家提出“本命”的说法，将出生年的六十甲子干支之年，称为“本命元辰”，即本命年。如某人出生于甲子年，那么甲子即是其“本命元辰”，甲子年即是其本命年。道家还认为六十甲子即六十星宿，代表了六十尊元辰星宿神。

    “本命元辰”是中国古人提出的独具智慧的概念，而说道“本命元辰”又不得不说起太岁。太岁（又称太阴、岁阴）是中国古代天文和占星术中虚拟的一颗与岁星（木星）相对并相反运行的星，随着岁月的流逝，后被演化成一种神祇信仰。民间所言的太岁亦称岁神，又名岁星、顺星。六十甲子的每年都对应一个太岁，如逢甲子年，甲子即是太岁，逢乙丑年，乙丑即是太岁。《月令广义·岁令二》云：“太岁者，主宰一岁之尊神。凡吉事勿冲之，凶事勿犯之，凡修造方向等事尤宜慎避。又如生产，最引自太岁方坐，又忌于太岁方倾秽水及埋衣胞之类。”《协纪辨方书》卷三引《神枢经》云：“太岁，人君之象，率领诸神，统正方位，斡运时序，总岁成功……若国家巡狩省方，出师略地，营造宫阙，开拓封疆，不可向之。黎庶修造宅舍、筑垒墙垣，并须目避。”

    太岁，最早出现在《荀子·儒效》篇中，而避太岁的信仰则是从避岁星的占星术中分化出来的，两种信仰在战国时代常常混淆，一直要到汉代以后才逐渐厘清。据唐代杜佑《通典》记载，北魏道武帝时，已立“神岁十二”（即十二个太岁神）专祀。《春明梦余录》载：“明洪武七年（1374）甲寅，令仲春秋上旬择日祭太岁。”太岁神因时而化，原本是凶神，后逐渐成为民间守护神。据《夷坚志》载，宋时常州东岳庙后所供太岁，已俨然冠冕，具有人格特征。自元明以后，最高统治者设专坛祭祀太岁神，并常与月将日值之神并祭。因岁神为值年之神，掌人间一年祸福，又称“值年太岁”，俗称“岁君”。后来道家又把太岁称为大将军。《神枢经》云：“大将军者，岁之大将军也。”《正统道藏》中称六十年太岁神均有真名实姓，且皆有神历。

    那么，这些太岁神是一些什么人呢？如“丙子神仙郭嘉大将军”，郭嘉为人慷慨，生有大志。从国子生升登为进士，被授林州判官的官职，后任翰林编修、监察御使。在任广宁路总管时，辽东地区盗贼猖獗，社会动荡不安。郭嘉在外无援兵的孤城中与盗贼抗争。盗贼胁迫官府弃城投降，郭嘉亲临督战，最后阵亡，明朝廷封赐郭嘉为“忠烈”。再如“丁卯神仙沈兴大将军”，明时沈兴降生在建宁（今福建省建宁县），身材不高，但是强壮精悍，眼睛炯炯有神。沈兴做事足智多谋，光明磊落。洪武年间，任建宁右卫指挥使司的后所百户。他建造城墙，固守防护。对外挡住了盗贼的侵犯，对内保障了百姓的治安，使建宁的百姓都能安居乐业。沈兴仙逝后，他的儿子沈亮、沈镛、沈泽和沈重等都继承了他的事业。再比如“庚午神仙王济大将军”，宋时王济降生于深州饶阳（今河北省饶阳市），大中祥符三年（1010），他升任为洪州知府，兼江南路安抚使。当时发生干旱，民众饥荒。王济亲自监督官吏煮粥赈灾，收录灾民为洪州兵士，使许多人得以活命。王济临终时，还进言宋真宗，提出吸收贤良、远离谀臣、停止一切非急需的土木工程等建议。

    六十位太岁神都是古代社会感天动地的道德忠良的化身，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一种伦理道德是积极进步还是消极落后，其标准是看其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历史发展。明清统治者册封的太岁神，在世界观体系中属于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但如果我们撩开神灵信仰的神圣面纱，敢于摒弃一切左的、狭隘的思想观念，认真审视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关于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因素，比如太岁神中强调“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偷盗”“不与俗争”“父慈子孝”“乐人之吉、恤人之苦、周人之急、救人之穷、慈心于物”等，这些就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保持社会稳定；“不得口是心非”“不得绮言狂语”“不得不忠不孝不仁不信”，这些就有利于反对弄虚作假，杜绝丑恶现象，弘扬社会正气；“诚信不诈”“不淫不盗”“慈俭素朴”，这些就有利于提倡诚实守信、诚实劳动的社会风气。这些因素，在调节社会关系、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释放着正能量，也正是这些积极因素，成为太岁神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因。（作者　仲富兰 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原标题：六十星宿的民俗学意义：追求真、善、美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