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3月8日电 2018年全国两会日前拉开帷幕。3月7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龚曙光做客人民网，畅谈文化产业及文化繁荣，并表示“走下去”和“走出去”是文化繁荣最根本的使命。

主持人：龚董是人民网的老朋友了，每年两会您都来我们这个演播厅聊一聊，今年和以往相比，您觉得两会过程当中哪些是您非常熟悉的？有哪些地方是您觉得不一样的？
 

龚曙光：已经开了六次会了，人大会在法律程序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代表们履行法律职责，代表民意这样一种庄重的心情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但我个人感到，这次会议最大的变化有两个，第一个，会风会纪的变化。这一届比过去任何一届都更明显。代表们不仅仅是吃、住、行严格按照纪律来自觉地遵守，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会议环节，大家参加讨论、参加审议的时候，态度也更加集中或专注。第二个，今年的两会既是换届年，又涉及到修宪，代表们在履职的庄重感上和神圣感上也和过去相比有了一些变化。大家更觉得我们进入新时代之后，作为人大代表，如何把党的意志、人民的意愿、法律的程序能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能够实现自己的履职的使命。大家的心情是有变化的。更庄重，更有责任感。
 

主持人：在会上，您是通过哪一点来观察到咱们这些代表们的心情是更加庄重呢？
 

龚曙光：从每一个代表发言，以及在很少有的会议休息期间的交谈之中，能够感觉到一种对于会期内容的关注，对于会议安排的关注，非常集中地把这个事情作为自己最大的工作、最大的话题来对待。

主持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时，提到了“文化产业年均增长13%以上”。您怎么看待这个成绩？这个13%是高还是低？
 

龚曙光：如果静态地去看文化产业13%的增长，我们很难用高和低去判断的。如果我们按照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在过去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速度，以及我们和一些发达国家，把它文化发展的历程拉平之后来说，这个13%应该是很高的。因为相对来讲，我们国家过去文化产业的基础，还是相对薄弱的，上一届中央政府提出要把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来建设之后，我觉得年均增长13%这样的发展速度，还是体现了我们建设一个支柱性产业的信心，体现了文化行业所有从业者的一份担当。当然文化产业在它的发展周期中，有相对发展速度比较缓慢，也有速度比较快的。美国、英国，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段中，也有超过13%这样的速度。我认为，我们把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建设的初始阶段就能达到年均13%的速度，我认为这个速度是可喜的。
 

主持人：具体来说这个13%的增长速度，如果我们要投射到中南传媒这样的文化企业来讲，有哪些变化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龚曙光：中南作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比较早，也是比较充分的文化企业，确实是享受了改革红利的。在过去十年中，中南的销售增长年均接近20%，我们以2016年的指标为例，利润增长超过20%，中南的发展速度，比较大的超过了我们国家文化产业年均增长速度。这个也很正常，毕竟中南是中国出版业的龙头企业，在中国的文化上市公司中，是目前体量比较大，发展比较健康的一家公司。它的速度体现了中国文化产业在它的发展中一些龙头企业的速度。
 

当然因为中南所从事的是一个特殊的产业，就是出版业，出版业相对来讲，不是那种可以一夜暴富的产业，往往我们一套书，从选题拿出来，到最终把它编成书，拿到书店去卖，短的五六年，长的五六十年。去年我们出了一套书《中国古代历史图谱》，这套书最早提出选题，是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当年提出中国的历史可不可以以图谱的方式来编辑成一套大书，这个过程差不多就是50多年了。我们还有大量的书是二三十年才能编辑成的。考虑到这个产业自己的特殊属性，你就能看到，中国的文化产业中还是有一些企业，第一是坚守主业，如果要纯粹地追求利润的话，当然也可以把这个时代中最赚钱的那些行业拿过来，比如游戏等等，也可以增加它的经济速度。但是就中南，以及我认为绝大部分的一批优秀的文化企业，首先发展的是自己的主业。第二，还是要讲使命担当。比如中南在几年前就对社会公开承诺，中南永远不做成瘾性游戏。如果考虑到这样的一些因素之后，再来看中国文化企业的发展，实际上13%的含金量是很高的。这些优秀的企业，超过13%，达到20%，甚至超过20%，对文化产业的实际贡献度和文化产业所实现的社会价值方面是巨大的。我们在谈文化产业的时候，第一要关注它的经济发展的速度，这个13%的速度它的含金量高不高，同时也要看到，这个产业很重要的使命是肩负着传播文化的使命，肩负着社会教化的使命，肩负着整个社会风尚引导的使命。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些对社会所承担的使命一起来评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13%的含金量会更高。
 

主持人：这13%是来之不易的。作为文化企业，既要有很高的速度，同时也要把握好自己的使命，尤其是文化企业，传播一种正确的价值引导。
 

龚曙光：对文化企业来讲，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的，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过去的五年，中国的文化产业是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整体上得到协调发展的。站在政府工作报告的层面来看整个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大势，要承认中国的文化产业是把社会担当和产业发展两项责任都担起来了，而且绝大多数的企业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

主持人：我们注意到您在过去的五年当中每年提的建议都是和“文化”有关。今年您带来了哪些建议呢？
 

龚曙光：人民代表虽然不像政协一样是按照界别来选择的。但是，每一个人对自己最关注的领域来发表意见，我觉得这是一种对人民代表履职的负责任的态度。因为我长期在文化行业工作，而文化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重要而独特的。所谓重要，是因为我们谈一个国家建设也好，一个国家发展也好，文化总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谈自信，“四个自信”中有一个自信是文化自信，说明它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中间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第二，还很独特。独特是因为它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既带有传承文明的使命，还带有传播科学的使命；既有教化民众的使命，也有引导风尚的使命。从这些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文化产业中间的人民代表，把自己的关注点始终放在文化领域，这是我对履职负责的精神，同时也可以对我们政府的工作有更多有效的建议和影响。
 

总书记也提出，我们要坚定自己的文化自信，推动中国文化的繁荣。什么叫中国文化的繁荣？对我们文化从业者来讲，我们应该意识到的是，文化的繁荣不仅仅是在文化领域里面的繁荣，不仅仅是某几类文化产品的产量的提高，也不是某几位艺术家的个人风格的成熟，这固然也是文化繁荣的一种标志，但是，它不是文化繁荣最根本的东西。我认为，文化繁荣最根本的使命应该是能够服务于党的工作大局，能够服务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推动性力量，你怎么去服务于党的工作大局，怎么去服务于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讲，当下文化应该，第一是“走下去”，第二是“走出去”。
 

所谓文化走下去，我主要是讲这个文化在我们决胜小康的历史阶段，文化应该有更多的担当。这种担当应该既是一代文化从业者的担当，也是一个历史时代，文化作为社会发展力量的这么一种担当。总理在报告中说到了，要深入推进产业、健康、教育等等的扶贫工作，这个中间没有“文化”，所以我在会上提出，建议报告能够把“文化扶贫”加进去。实际上我们今天所做的经济的扶贫，必须未来是要以产业、教育、文化的扶贫为依托的，我们现在经济的扶贫已经进入决胜阶段了，可以说胜利在望了。但是农民脱贫之后能不能由此由小康走向富庶、走向富裕、走向富有，其实这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产业、教育、文化扶贫要去做依托的。如果没有这些依托，农民脱贫之后很有可能又返贫的。我们惯常所说的，文化的贫困和经济的贫困从来都是互为因果的，有的人是因为经济的贫困导致文化的贫困，有的人是文化的贫困导致了经济的贫困。我们过去有一句话叫扶贫先扶志，志向怎么扶？我认为怎么扶志的问题应该首先是文化扶贫的问题。我们要通过文化产品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传达给农民，要真正把他们自己追求富裕的信心确立起来。现在很多文化产品，很难像当年路遥先生一部《平凡的世界》，就那么一部小说，真正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人，他为自己的人生去奋斗，但我们现在这样的产品很少了，我们的作家、艺术家，真正去到农村基层，真正去扶贫一线去创作，能够表现一个新时代农民心路历程、奋斗历程的产品，少之又少。
 

主持人：在农民生活当中能够起到正面宣传力量的产品是比较少的。
 

龚曙光：你能够感动他、你能够教化他、你能够引导他，脱离现在这样一种贫困的境况，靠自己的力量，去追求更美好生活。这个工作是要广大文化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去做的。
 

主持人：燃起他们心目当中为生活要去奋斗的希望。这也是一种扶贫的表现。
 

龚曙光：我们现在在农村，包括扶贫点，有了一些文化设施，扶贫第一个是扶精神，第二个是扶知识，把大量的新的知识传达给农民。但实际上现在像农家书屋、村村通、村村响，大量的文化设施所提供的知识，第一是针对性不够，第二是实用性不够，第三，知识更新换代也不够。目前我们的文化设施没有充分发挥它服务于农民，能够帮农民，通过文化扶贫来解决在知识技能方面的不足。从这个意义来讲，文化扶贫并不是产业扶贫、并不是教育扶贫、并不是健康扶贫能够简单替代的。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替代的功能。所以，我建议必须要把文化扶贫加进去。
 

主持人：文化扶贫跟教育、产业是有区别的。
 

龚曙光：功能上是有区别的。尽管有些功能可能彼此有一定的交叉，但是文化作为一个扶贫的重要方面，我认为全社会应该调动这样一份力量，因为它可能比很多的，比如产业、健康，它对整个农村的影响更全面、更深远。产业可能带来的就是经济的东西，但是文化所带来的，包括村容村貌，农民的精神状态，家庭的和睦，文化对于农村，对于一个贫困家庭的影响是更全面、更长远的。可能会影响几代人。当然文化的传播，相对来讲不像产业那样，我投个钱下去就有可能要么产业起来了，要么产业没起来。文化是需要长期坚持，润物无声的扶贫的状态。正因为它不是显效的，正因为它作用的不仅仅是当下，而是未来，所以我们就更应该坚持。

主持人：您刚刚提到了是文化走下去的一方面。您今年还有一个建议是文化要走出去。
 

龚曙光：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文化不是一个封闭的，自信不自信，第一是自己国民认不认同它，还有其他文化体系、其他民族文化尊不尊重你，接不接受你，有没有对于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的影响力。一种自信而又伟大的文化，一定和他周边能够产生深远影响的。你说中国的历史上，唐代、宋代，这些文化过去比较繁荣的历史时代，唐代和宋代对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影响是巨大的，当然也是深远的。在文化走出去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第一是我们国家，它已经很紧迫了。第二，还需要我们有韧性地坚持。我说很紧迫了，我们国家现在设备走出去了，资本走出去了，技术走出去了，甚至我们的餐饮、我们的家具都走出去了，但这些东西走出去之后，我们恰恰一个很应该走出去的还没有跟随这些东西走出去的，就是文化。整个人类文化交流史上，不管是当年我们东方的文化走到西方去，还是后来西方的文化走到东方来，是不是都有一个实用性的产品或文化相伴相生走出去的过程。比如美国资本进来了，文化进来了；设备进来了，文化进来了；餐饮进来了，文化进来了；服饰进来了，文化进来了。我们今天感受到的美国文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就不仅仅是作为文化产品的电视剧、电影、小说，实际上这些带有很强实用性功能的产品所携带的、所蕴含的这些文化的要素，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是更深远、更深刻。大家想一想，麦当劳对我们孩子的影响有多深，牛仔裤对我们审美观念的影响有多大。现在我们的资本、技术、设备，大量的实用性的东西都走出去了，而且在西方社会，在“一带一路”上也得到了关注，也得到了肯定，像华为的手机，我就亲眼看到它在欧洲卖得很好。但是，我们的这些东西，究竟把中国文化的要素带进去了多少，让人家感到中国不仅仅是有钱，它有文化，他拿你钱的时候，感到你的钱里面是有文化含金量的。而且中国不仅仅是有技术，不仅仅是买你设备，他觉得你所以能制成这种设备，甚至这种设备的设计理念中都是有中华要素的，但是目前来讲，我们是感受不到的。所以，我说它很紧迫了。
 

主持人：这个时机到了，尤其在我们一些设备、产品大量走出去的同时，文化要走出去的时机已经来到。
 

龚曙光：这与我们文化能不能走出去有直接的关系。我就建议，第一是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化走出去，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定位于只有文化管道的事情。比如只有电影，比如只有图书版权，只有电视剧版权交易，其实这样的渠道，是很有限的，甚至也是一个行业封闭性渠道。我们应该同时把一些实用性的通道灌输进文化的内容，就像我讲的资金的、设备的、技术的、餐饮的、服装的、家具的，这些实用性管道中，也把它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渠道来进行建设，甚至进行要求。比如，我们的商务部是可以对一些出口商品，你怎么在设计、怎么在包装、怎么在说明书、怎么在整个服务体系上体现中华文化的特点，是可以做出要求的。而且这种影响将是非常持久和深远的。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把文化输出管道的建设，拓宽到实用性领域。
 

第二，我建议政府要在援外资金的安排上，要更多地关注文化援外的文化。过去我们的援外，大多数是做基础建设。比如说修公路，修铁路，修港口，当然这与受援国的要求有关系。我们最近也感觉到，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国家对文化的需求在增长，对文化受援有了欲望。比如我们和南苏丹、马其顿、柬埔寨等等这些国家，我们在和他谈的时候，他们就愿意用中国的双优贷款，来建设他们K12的数字教育系统。我们有一个公司叫天闻数媒，是专门做这个的。而这样的通过政府援助，或者政府提供一些优惠，去推动这样的建设，实际上所建立的是一个政府管道，因为我们要跟它的教育部谈，这个项目做下来是要它的教育部欢迎并且支持的，你说你把一个教育系统，数字教育系统做进去了，还要带很多的内容进去，各个学科的内容进去，这个中间当然也要把中国的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也要带进去，这种管道就比你去卖一本书的版权卖一个电视剧的版权要更系统、更深远。因为你要通过教育这样一种形态再进行文化传播，而且是被援国自己的教育再传播或者影响它的青少年，这样对于中华文化未来在一代又一代的国外的青少年中，会产生很正面，会产生很亲近的印象。对于中华文化传出去会产生政府方面的主渠道。
 

第三，国家支持中资文化企业到国外去投资，投资投什么呢？投它的传统资源是没有意义的。海外的传统文化平台，是很成熟的。它的使命也是很成熟的。现在要他来传播中华文化，他是不干的，它的传播性不大的。什么事情有机遇呢？现在传统文化企业、传统文化平台，都要升级换代，都要数字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于中资的基本态度是欢迎的。你通过这样的一种资本的、资源的合作，在海外建立起这样的一些平台，这些平台未来可能为我们所用的。支持中资企业在海外建设基于新技术、基于新功能、基于新的传播模式的传播平台，从而搭建起未来主流的影响通道，这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重要的事情。而且它未来可能就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海外军团。因为直接在海外生产的。所以，投资在海外，在海外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就变成我们未来中华文化走出去，和世界文化相融合，并且影响世界文化发展的这样一种海外军团。所以我说中华文化要走出去，是从这么三个方面，一个是打通实用性通道，载入文化的内容；第二个是加强政府援助，在文化方面的投入，搭建政府平台；第三个是让中资企业介入西方或者海外一些传统文化平台的革新，从而逐渐形成起中华文化传播的海外平台。

主持人：这三个平台都是非常全面了。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的发展阶段，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提到了要“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您觉得作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供给者，应该如何适应这个阶段产生的变化？
 

龚曙光：目前中国的文化惠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文化走下去，直接用文化产品服务于我们的扶贫，服务于全面小康建设。第二个问题，文化服务业自己的技术、自己的业态、自己的功能、自己的用户体验全面升级的问题。实际上是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供给侧改革可能就是某些传统产业的关停并转，某些污染性企业的关掉，某些制造性企业的产业升级。实际上中国的文化产业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产品升级的问题，也就是供给侧改革对于文化产业来讲，也是任务非常重的。一个方面是，新的技术，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这些最新的技术，实际上是最快、最先地影响了文化传播产业。实际上这些技术首先是在对文化传播娱乐这个产业进行了对传统产品的冲击，同时，也对这些产品的升级换代提供了技术可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今天为什么没有多少人在读报，为什么没有人在读纸质的刊物，实际上这就是技术冲击所造成的。既是已经成为了一种迫在眉睫的冲击，同时，又为升级换代提供了可能，技术支撑是足够的。
 

第二，这种技术的使用，已经改变了人类对文化产品服务的要求，已经改变了人们对用户体验的要求，传统的产品，在用户体验上，毫无疑问是达不到现在这些新技术所能满足的。比如我读一本纸质书，当然捧着这本书读的时候，可能会很开心，也有很多收益，这是一种不错的体验，但是，假如我还想在这个时点上跟其他的读者分享，我还想把我的读后感能够及时性地发出去，我还希望我的这点读后感能够同时受到海内外很多认同者的点赞，这就达不到了。但是如果是在手机上，你在读这本书，你就可以做到。但是这是一种最简单的用户体验。实际上这个用户体验就说明了，新的技术因为新的功能所提供的用户体验，一定是更丰富、更便捷，而且更能满足人们在文化上的参与感。这一点是最要命的。其实每一个人在消费文化的时候，还是一个创造者，这个和人们消费一双鞋未必就想他还是一个鞋匠，比如说他消费一顿饭，他未必还想自己还是一个厨师。但是，人们在读一首诗的时候，往往会觉得自己也可以是一个诗人，他往往在读一本小说的时候，也可能对这个情节提出质疑，甚至提出我来写会怎么写的问题。所以，这就是文化，它和其他产业最根本性的要求差异之一。而这个要求，恰恰是新技术，恰恰是新的产业形态最有优势的、最能满足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它是全面满足，但是它这种能够大幅度地，能够高水平满足，不是传统产品达得到的。总理报告中是要通过提高产品质量，通过提升用户体验，来进行惠民。这种惠民就是把新技术、新产品所带来的新体验、新功能传达给我们的文化接受者。这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惠民。就是让每一个文化的接受者既能够体验到传统文化产品的那种魅力，同时，又能够感受到新技术、新媒体、新平台，这种背景下我们整个文化新业态的丰富性和有效性。

主持人：您最近出了一本新的书，《一个经济人的文学观察》，是一个身份的转变，从曾经的文学人变成了经济人，您对未来的文化体制改革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
 

龚曙光：今年正好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是我们整个社会整体层面上的开放，文化只是改革开放的一部分。确实40年来，每一个文化人所经历的这种文化的变革，不管是事业意义上的还是产业意义上的，不管是个人职业选择意义上的，还是个人文化消费意义上的，都是非常深刻的。当然就我个人来讲可能会更大。我过去是一个搞创作，是一个做文学批评的专家，前面15年我主要是干这个。后来我变成一个文化产品制造者，一个文化企业的管理者，一个文化产业的推动者，这样身份变化当然是巨大的。因为我已经由个体劳动者变为了群体劳动的管理者，由一个具体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变成了一个文化业态的建设者。这种变化是巨大的。
 

我相信像我这样的人是大量的，这是前面40年文化体制改革，前面40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未来我们文化的改革，主要朝着两个方向来发展。第一是能够让文化每一种产品更充分或更纯粹地体现它的功能。过去40年，文化走了一条相互跨界、相互吸收、相互影响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需要的，是很好的，但是文化产品毕竟是作用于人类精神和心灵的一个产品，每一种文化产品对于一类人在某一种情绪下的那种需求是很专属的，实际上你的产品跨界之后未必能够满足更多的人。我就更希望未来文化产业改革、文化体制改革能够让喜欢戏曲的人感受到戏曲更纯粹的那种魅力，喜欢小说的人，能够读到他最喜欢的那种故事，而不太像电影，不太像电视剧。比如喜欢诗歌的人，应该是让他更能够从一首小诗引发心灵的平静，或者是那样一种激动，能够让他从诗的美感中去升华他的心灵。我觉得这一点恐怕是未来每一个不同形态的文化创作者，每一个有自己特色的文化企业，每一个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品类型都要关注的。在新的资本背景下，在新的技术背景下，在新的市场背景下，文化产品在更高的水平上回到更纯粹的自我。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我认为应该是这样一种方向，让诗更是诗，让小说更是小说。
 

我的前提是什么？因为互联网已经把每一个人的需求都告诉你了，实际上互联网已经能够做到，每一个受众，他喜欢什么产品，他甚至喜欢诗歌中的某一类，他都知道了。既然我们已经能够找到每一个人心灵的需求了，那你就应该有最能满足每一个人心灵需求的那种最纯粹的产品。
 

第二个方向是文化产业应该是一个更能够影响社会长远发展的产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化产业中的文化企业，都应该对自己所要影响的受众，自己可能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层面负责任。我还是认为目前有很多文化企业是不负责任的。它不仅是一个社会效益的问题，首先就是文化企业要对你的产品负责，这种负责就是文化应该是积极地影响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文化应该是让人们生活的更幸福，生活的更丰富，生活的更自我的一种产品。文化应该是可以使社会涤荡精神垃圾，洗去心灵污垢的产品。文化企业必须在我刚才讲的这三个功能上负责任。
 

主持人：刚刚您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让所有的文化企业能够尊重自己的文化，尊重自己的使命。要肩负起这样的社会责任感，让自己生产的产品洗涤不好的东西，净化人的心灵。最后感谢龚董事长做客人民网。

龚曙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