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们在考古发掘中的意外收获是：在如园遗址发现了大面积过火证据。这更直观地唤起了公众的历史记忆。”提起圆明园考古发掘，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圆明园课题组的张利芳博士首先想到的是考古对公众的意义。

开放式的考古

　　现场探查、布探方、发掘、记录、画线图……是每个考古发掘现场都要做的事情。但与其他的大遗址考古发掘不同的是，圆明园考古从一开始便将公共考古当成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始终。

　　2015年、2016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联合圆明园管理处，分别在西洋楼景区养雀笼遗址、远瀛观遗址、如园启动了考古发掘，公共考古工作同期开始。常见的考古工地，多由一人多高的铁皮围起来，出入口张贴着“考古重地，禁止入内”的告示，充满神秘。而圆明园的考古是开放式的，工地周边只有一圈半人高的栅栏，观众可清楚地看到考古工作者的每个动作。

　　公众的近距离观察，对课题组成员提出了日常考古工作之外的要求——每个人都要当好公共考古的宣讲人，讲好圆明园的故事。张利芳介绍：“我们现场的每个考古工作者都肩负着讲解的责任。”

　　课题组还精心准备了介绍考古常识的展板，立在工地周边，一方面传播了考古知识，一方面也更加激发了观众对考古工作的好奇心。

走出工地的考古

　　对于圆明园来说，公共考古不仅仅在于传播考古知识，更在于揭示遗址本身所承载的历史记忆。

　　张利芳说：“我们今天做考古工作，一并开展公共考古，就是要揭示圆明园遗址的面貌，发掘它的文化内涵，以真实客观的实物材料，揭示圆明园昔日的辉煌，让国人能够触摸到它的肌体，感受它昔日的气象。”

　　圆明园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何将考古成果转化，更好地发挥教育作用，是圆明园管理处一直努力的方向。今年在园内西洋楼展览馆举办的考古文物展，陆续分批展出近年来圆明园考古发现的文物，免费开放。这些文物大都是第一次面向公众展示。比如鎏金铜象首等都是出土文物中的精品。圆明园文物考古科科长陈辉说：“当年，圆明园的建筑、陈设是与紫禁城、颐和园等皇家宫殿园林一样的金碧辉煌，如今的残缺不全正是侵略者罪行的证据，也正因此这些文物凝结了一份特殊的民族情怀。”

　　2016年8月17日，圆明园首次在微博、微信、直播软件等新媒体平台上直播考古实况，让更多人在网络上近距离观看并了解考古工作，观众人数突破10万人次。

学会分享的考古

　　公共考古怎么开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王仁湘对此有较深入的思考。“知会大众，让大众了解我们所获取的考古信息，这是公共考古最基础的工作。”他坦言，“极少数人从事的考古，偶有惊人发现，对公众而言可能很不容易理解，长久形成的隔膜让考古很容易被误解，也很容易被神秘化。要让公众了解考古、学习考古，乃至消费考古。”

　　近年来，考古人已经有了许多尝试。圆明园课题组组长张中华说：“我们做公共考古不是噱头，是为了更多人、更多学科能够理解、运用我们的研究成果，这些人、这些学科能够在更深层次上与考古学科相结合，从而拓展考古学的研究领域，促进考古学科的进步。”

　　“考古学的价值要更大化，必须将公共考古由附加和尾巴变为常规考古工作的组成部分。”王仁湘说，公共考古是学科的基本担当之一，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

　　他认为，考古要有两条战线，一条在田野，一条在书房。田野考古人可以做的，是即时展示新发现，开放发掘现场、开放整理工坊，还应当建立发掘整理志愿者人才库，部分取代临时民工。书房考古人要侧重研究，研究成果要及时加工转化，加调五味，烹出一道道美味大餐奉献社会。

　　“考古是神奇的，考古教人看懂有形有色有声有味的历史，教人由从前理解当下，前瞻未来。当然，考古学也是一种奢侈品，我们有义务让公众来共享这份奢侈。你若是安于独享那穿越时空的乐趣，不觉得是过于自私的一念之差吗？”王仁湘的话充满诗意，意味无穷。

    （本报记者 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