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观潮】
河南坠子和其他绝大多数的中国曲艺形式一样，都是基于传统的农耕文明或者说主要是乡村文化的产物，自打形成以来，也主要是依托乡村和为农民服务，逐步发展起来的。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育着一方的艺术。主要基于河南的地域方言衍生并依托河南的地域文化发展而来的河南坠子，自然首先或者说主要是属乡村沃野上的曲艺之花。
但是，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和历史的不断演进，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越来越成为中国民众集聚和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中国政府近年来所倡导的城镇化发展步履，更使包括河南坠子在内的传统曲艺，面临着进一步跟上时代，同时在城市里获得繁荣和发展的时代课题。为此，关切并思考其城市化的生存与发展之道，很有必要且意义重大！
简单回顾一下河南坠子的发展历史，即可发现，其在整个20世纪以来150多年间的艺术演进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契机或者说原因，就是许多职业化的艺人及其班社逐步走向城市，并在城市里以不同的方式扎下根来。除了河南本土艺人纷纷进入本地城市如开封和郑州等处坐地卖艺，典型如“北路”“乔派”河南坠子的创始人乔利元与乔清秀夫妇，由河南经河北到京津乃至沈阳，一路北上走进大城市的行艺足迹，就是这种发展与演变的代表性注脚。
当然，河南坠子过去由乡村走向城市的行艺之路，并非简单一般的演出场所位移和生存空间变化，同时也为适应市民的欣赏消费需求和城市化的生存发展需要，在艺术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变化：好的方面是提升了艺术表演的整体水平，包括文学脚本的趋向精雅和完整、舞台美术诸如服饰与化妆等的趋于华美与讲究、说唱用嗓及演唱润腔的更加优美和细腻等等；遗憾的地方是节目篇幅趋向精短，片段式的“摘唱”替代了长篇节目的“说唱”。原本连说带唱以叙述故事擅长的河南坠子，在此过程中，基本上被演化成为只唱短段节目的曲艺“唱曲”。从而使原本的“坠子书”，变成了事实上的“坠子曲”。
对此，很少有人去进行思考和深究。并以为这种变化，仅仅是节目篇幅上的长短调整。实质上是通过节目篇幅的“弃长摘短”，导致舞台表演走向了“丢说剩唱”，进而将原本属于“说书”即主要是擅长“叙事”的“坠子书”，演化成为“唱曲”即主要是“抒情”性的“坠子曲”。换句话说，节目的篇幅形态变化，引起了表演的“说唱”方式变化，进而出现了艺术的审美趋向变化。证之当今天津市曲艺团和北京曲艺团的河南坠子节目及其演唱，则这种变异就更加明显而且深刻。因为，不仅河南坠子在这些团体的节目中几乎没有长篇“说书”；一些年轻演员的演唱，甚至基本脱离了河南方言的轨范。形态已然扭曲，韵味很难纯正。至于由此带来的对传统“坠子书”连说带唱表演中说表叙述功力和“变口”模仿技能等艺术特征及技巧的疏离与丢失，更是不言而喻。即使站在艺术本位的立场上去看，河南坠子历史上的这种“城市化”变异，无疑是比较失败和不宜提倡的，或者说起码是喜忧参半的。
那么，面对城镇化的社会演进趋势，河南坠子应当怎样求得健康的生存和良好的发展呢？
首先，要深刻发掘和全面继承自身的艺术传统，不在适应新时代新环境新变化的过程中迷失自我、丢弃本性。包括要秉持连说带唱的表演格范，坚持长篇为主的创演追求，坚定叙事为主的“说书”传统，坚守河南方言的审美本真。也就是说，不能在走向城市的过程中，随波逐流，消极被动；而是要有理论自觉，艺术自信；主动融入城市，自主发展繁荣。毕竟，城市是一个八方来聚、五味杂陈的大熔炉。普通话是这里的通行语，城里人也不会都是河南人。如果仅仅去适应，而不同时注意要坚守，很容易滑入迎合乃至媚俗的泥淖，以致放弃自己的审美优长，丢弃自身的艺术特征。这样的河南坠子“城市化”，且不说是否能够发展繁荣，就是能否站稳脚跟而勉强地“生存”，也会成为问题。这是由于，不自觉的糊涂适应和无原则的媚俗迎合，等于自毁长城、自我“毙命”。必须引起高度的警觉！而之所以这样说，也绝不是危言耸听。一个时期以来曲艺界许多缺乏理论自觉和艺术自信的所谓“改革”“革新”或“创新”，走向了偏离曲艺本体的“戏剧化”“歌舞化”和“杂耍化”歧途，实际上演变成了针对自身艺术的“改行”“革命”和“创伤”。虽在客观上也有着“适应时代”和“尊重市场”的考量，但由于这种“适应”和“尊重”，没有同时或者说首先适应并尊重曲艺自身，所以才偏离了曲艺的本体特征，背离了创新的前提与初衷。殷鉴不远，教训很深。
其次，要大力培养并不断推出优秀的河南坠子新人与新作，不在进军城市、占领城镇的过程中缺乏主力、缺失内容。包括广泛吸纳城市青年参与到河南坠子的艺术创作和表演实践中来，创作表演适宜城市人欣赏并能引发城市人共鸣和青年人喜爱的精品节目。道理很简单，在这个内容为王的激烈竞争时代，没有具备全新文化素养的艺术家新人，就无法创作和表演具有新时代新气象的河南坠子节目。促使河南坠子在城市里繁荣发展所需要的条件与因素固然很多，但首要的条件与因素，是新人和新作，是新秀和精品，是内涵和价值，是魅力和特色。当然，如何吸纳并培育城市青年加入到河南坠子的艺术实践中来，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急迫的艺术传承课题和系统关联工程。希望借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和国家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具体措施等等政策东风，切实加以有效解决。包括创新发展现代曲艺的职业教育及高等教育，拓宽曲艺现代发展的制度空间等。
再次，要积极参与并强力优化现代传媒对河南坠子等曲艺的多媒介传播和节目内容提升，不使电视和网络时代的市民生活，缺失曲艺的文化熏染和艺术滋养。曲艺包括河南坠子是综合性很强的表演艺术，拥有的基本艺术构成元素，就有语言、文学、音乐、美术、杂技等等，但口头叙述表演的艺术表现方法和声音传递为主的审美接受方式，使得其主要是属“听觉艺术”的范畴。这也给其现代传播带来了更大便利，不仅可以看，而且便于听。而当下以手机终端为主要传播渠道的大众娱乐接受方式，更为河南坠子的“城市化”生存，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关键要看河南坠子等曲艺形式，能否做到用自身优质充足的艺术资源，去占领这个市场，赢得更大受众。作为艺术家的“品牌”培育和作为艺术品的“品质”追求，因而成为河南坠子“城市化”生存的根本保证或者说“生命线”。
当然，处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当今时代，作为乡村文明重要代表的河南坠子及其说书传统，在走向城市、服务今人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与绝大多数的传统艺术形式一样，都会是很多的，解决起来也不会是轻而易举和一帆风顺的。自身适宜“城市化”生存的业态培育包括创作、表演、伴奏、传播等各个环节的人才培养和链条优化，以及生态营造包括文化环境、政策条件、教育机制、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的要素支撑与舆论生成，都需要全社会的合力完成，远非河南坠子乃至曲艺界一厢情愿所可造就。从这个意义上说，河南坠子等曲艺的“城市化”生存，便不仅仅是属于曲艺界的事情，而是整个国家、社会和民族的事情。为此，让我们都来关心和思考，也有待大家的关切与行动。
（作者：吴文科，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