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景龙

    综观20世纪中国白话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仍然纵向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外来参照之下的创造性转化。

    古典诗学的遗传基因，在白话新诗的发轫之作《尝试集》里，即显示得至为明显，收入集子中的《生查子》《如梦令》《沁园春》《百字令》等都是白话词，《赠朱经农》《中秋》《江上》《景不徙篇》等都是五、七言诗，作为附录的《去国集》全是旧体诗词。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尝试集》第一编里的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第二编里的诗也“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尝试集》作品的说理言志性质和伦理品格，也烙下了古典诗学的鲜明印记。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但都无法完全逃离古典诗学传统的一脉血缘。小到一个意象、一句诗、一篇作品，大到一个诗人、一个流派、一种诗体、一种诗学主题、一种表现手法，古今之间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皆可寻绎出彼此施受传承的脉络和痕迹。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存在着直用、活用、化用几种关系。范仲淹《苏幕遮》结句“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直用为余光中《乡愁》诗句：“我将乡愁／斟入酒中／酒入愁肠／化作泪”。王维《汉江临眺》颔联下句“山色有无中”，直用为罗门《时空奏鸣曲》诗句：“打开唐诗宋词／没有枪声来吵／世界便远到／山色有无中”。北朝乐府《敕勒歌》开头成句，直用为席慕蓉《长城谣》诗句：“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应如水”。李商隐《无题》诗句“断无消息石榴红”，被余光中略加改动，变成《劫》中诗句：“断无消息／石榴红得要死”；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被余光中活用为《碧潭》中的名句：“如果舴艋舟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诗句“余霞散成绮”，被戴望舒活用为《夕阳下》首句：“晚云在暮天上散锦”。温庭筠《春日野行》诗句“鸦背夕阳多”和周邦彦《玉楼春》词句“雁背夕阳红欲暮”，活用为闻一多《口供》中的诗句：“鸦背驮着夕阳／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杜甫《船下夔州郭》诗句“晨钟云外湿”，演绎成了李瑛的《谒托马斯·曼墓》：“细雨刚停，细雨刚停/雨水打湿了墓地的钟声。” 张先《江南柳》词句“愿身能似月亭亭，千里伴君行”，与舒婷《春夜》中的名句“我愿是那顺帆的风/伴你浪迹四方”，可说是活脱相似。洛夫说：“我曾写过这样的句子：‘清晨，我在森林中／听到树中年轮旋转的声音……’这与杜甫‘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的诗句，具有同样的超现实艺术效果。”属于化用；洛夫还“做过一些将杜甫、李白、王维、李贺、李商隐等诗句加工改造，旧诗新铸的实验”，例如他曾“把李贺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一句改写为：‘石破／天惊／秋雨吓得骤然凝在半空’”，则是活用。古典诗歌意象、诗句被新诗直用、活用、化用的例子，还有许多，一些颇负盛名的新诗佳句，实际上是从古典诗词中蜕变而来的。

    上文的举证，并非站在偏执的古典立场一厢情愿地攀亲或捕风捉影的穿凿，亦非欲在久已相安无事的学科边界上蓄意制造事端，图谋扩张古典诗歌研究的领地，而是指陈了中国诗歌古今发展演变的客观事实。除了少数新诗人如纪弦认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20世纪具备文学史意识的大多数新诗人，都不讳言新诗所承接的是来自古典诗歌传统的影响。他们明确地意识到，要想提高新诗艺术，必须向辉煌灿烂的古典诗歌艺术学习，在继承借鉴中创新发展，实现古典诗歌艺术在现当代新诗创作中的创造性转化。洛夫指出：“诗中有其可变和不变的因素，可变的是诗的语言和格律，不变的（或不易变的）是诗的素质——审美本体。”现代诗人扬弃的是可变部分，而应继承和进一步探索的是不变的因素。他强调：“一个民族的诗歌必须植根于自己的土壤，接受本国文学传统的滋养，在创新的过程中也就成为一种必要。”“现代诗人在成熟之前，必然要经历长期而艰辛的探索和学习阶段，古典诗则是探索和学习的主要对象之一。”

    与许多新诗人自述承传古典诗学相呼应，新文学理论批评界也相当注重向古典探源，为新文学和新诗获得深厚悠久的背景支持搭桥牵线，引导新文学作家和新诗人自觉地从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早在上世纪40年代即已成名的九叶诗人郑敏，90年代以来屡屡撰文，立足西方现代诗与中国古典诗的相通性，呼吁新诗人应向古典诗歌学习，借鉴古典诗歌的表现艺术经验。她认为古典诗歌的意象、时空跳跃、强度与浓缩、格律、音乐性、用字、对偶、境界等，都体现出了某种现代性，值得当代新诗人借鉴。

    古典诗歌研究的当代性，不仅要求研究者以当代的眼光看待传统，而且要求研究者把研究成果最后落实到指导、总结当代诗歌创作、批评的健康发展上来。历史上的诗学理论、批评家莫不如此：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以及明清大量的诗话、词话著作，都是通过对文学史、诗歌史或词学史的研究，通过对前代作家作品的评鉴，来力图改变当前文坛的流行风习，为当代的创作标正鹄的。这是古典诗学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惜乎这一传统已被文学研究领域机械的学科时段划分所切断。20世纪后半叶的古代诗歌研究者，往往就古代而论古代，深刻影响新诗创作、被新诗人广泛接受的魅力无穷、生机无限的古典诗学遗产，在他们那里，只剩下了文献资料的考据整理价值和局限于古代一隅的研究价值。由于不接触古典诗学在现当代新诗创作、批评领域的影响和接受的实际，古代诗歌研究工作就此成了不与现实发生联系因而无所作为的“不及物动词”，自外于现当代的诗学建设进程，终至学科封闭自足，生机衰减，沦为“夕阳”专业。

    所以说，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在当前的古典和现代诗学研究领域，具有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重大的理论实践意义。它不但有利于古典和现代诗歌研究者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重建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以使自己有能力透视古典诗歌对20世纪新诗所施与的影响，理出20世纪新诗人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作出较为准确公正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歌艺术为参照，剖析现当代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肩负起诗歌史家指导当代诗歌创作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它更有助于打通当前新诗与旧体诗词创作、欣赏上仍然存在的互相对立的森严壁垒，纠正热爱旧体诗词的人认为新诗语言芜杂、意味寡淡，而喜欢新诗的人又认为旧体诗词观念陈旧、形式过时的偏颇之见，加强当代新诗和旧体诗词之间的互相学习交流，让旧体诗人和新诗人携起手来，优势互补，共同促进民族诗歌的再度繁荣；它还有望打破古典诗歌研究领域的僵化保守局面，避免大量的重复无效研究，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培育出一个新的学科生长点，构建起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培养古典诗歌研究者和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现代创造性转化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