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由郭沫若题写的“中国书店”牌匾和由启功题写的“海王村市场”牌匾。本报记者 于园媛摄/光明图片



图为由启功题写的“锦昌”牌匾。本报记者 于园媛摄/光明图片



图为由谢崧岱题写的“一得阁”牌匾。本报记者 于园媛摄/光明图片

　　春日的北京琉璃厂东街，中国书店旁的一株玉兰开得茂盛。郭沫若题写的“中国书店”四个鎏金大字，在古槐的掩映之下，越发显得爽劲洒脱。沿街一路行走，经营翰墨文玩、字纸书画的各家各铺前，最醒目的莫过于门楣上的匾额，它们多出自名家之手，书体各样，让人赏心悦目。穿过这条老字号聚集的街道，一定要驻足，抬头，定睛，凝视，因为这里是一场真正的“名家书法展”。

书法题匾有学问

　　牌匾艺术熔书法、装饰和建筑艺术于一炉，呈现出丰富的形式。商业牌匾早期大多用于说明商号的经营性质，随着商业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提高，文化意识日益增强，在文人的参与下，商号的名称或取与行业有关的吉语，或者显示店铺性质等，取号文雅含蓄，常有典故出处。尤其是经营长久的老字号，牌匾多出自名人名家手笔，虽然各自风格神韵不同，但大都具有深厚的造诣，同时体现了中华老字号品牌和中华书法的双重魅力。

　　题匾的书法，一般称为榜书。榜书书体大，鲜明醒目，字体又要便于识读，故而常用楷书体，也有篆书、隶书、行书等。榜书字大，因而笔毫也要大，执笔和运管均与平常写字不同，要腕肘运笔，下笔要有力。此外，字大以后，结构、运笔都起了变化，因此必须写得结构紧密又有意趣，对书家的要求很高。

　　北京琉璃厂东街的老字号，汇集了翁同龢、吴昌硕、陆润庠、陈半丁、徐悲鸿、吴仲超、赵朴初、郭沫若、启功等众多名家题写的牌匾，几乎每一处门脸上方，都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汲古阁”是新中国首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所书，行书秀丽而隽雅、圆润而丰劲；“古艺斋”“萃文阁”为书法家楚图南所书，其擅长楷隶书，书法结构自然，能于拙中见巧，不落俗套，兼有楷形隶势之妙；“清秘阁”据说是集字匾，为清末书画家吴昌硕书，吴擅长隶书，苍劲古雅，此匾为行楷，结体奇险，笔画老辣劲瘦，清健古雅。

　　启功题写的“锦昌”“悦雅堂”，赵朴初题写的“文盛斋”“敦华斋”，还有徐悲鸿所书的静雅天然的“金涛斋”，李可染所书的瘦挺疏朗的“槐荫山房”……牌匾如同老字号的眼睛，又像伸展的手臂，行人往来，品味着文化气息，不自觉就被拉进了店铺。

金字招牌故事多

　　“店家请名人题写牌匾，其实是一种‘借名’的关系。”常逛琉璃厂的书画爱好者蔡森说，“店家多与书画家或名人有朋友或连带关系，名家书法提高了本店的名望，一定意义上也是品牌质量的佐证。”

　　一张题匾里，可能就蕴藏着一段文墨佳话。

　　“茹古斋”和“宝古斋”两家店面相距不远，牌匾上落款都为翁同龢题写。细心的人会提出疑问：宝古斋是1944年开业，而翁同龢早在1904年就去世了，作古之人怎么能写匾呢？原来，创始人邱震生在筹办宝古斋的时候，社会上非常流行请名家名士写匾，正巧琉璃厂街有一家叫“赏古斋”的古玩铺歇业，其店名是光绪帝师、一代名臣翁同龢所题。邱震生既喜欢翁同龢的字，又想用自己“宝古斋”的名，怎么办呢？他请陶北溟将“赏”字上去两点，中间略添改几笔，于是“赏”字变成了“寶”字，和“古”“斋”两字浑然天成，犹如翁氏一挥而就。而“茹古斋”创立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是翁同龢亲笔题写，想一睹原汁原味的翁氏书法，可以移步观赏。

　　“一艺足供天下用，得法多自古人书。”“一得阁”店铺的匾额，是创办人谢崧岱亲自书写的。一得阁墨汁厂创办于1865年，生产和经销墨汁，一得阁是第一家。据说，当时教书先生和文人反对使用墨汁，认为用墨汁省略掉了研墨时静心和构思的过程，对写字和写文章都不利。在民国以前，一得阁的墨汁主要用户是店铺里的写账先生，只有在科举考试时间紧张时，学子才会使用。进入民国后，新式学堂出现，一得阁墨汁才畅销起来。一得阁产品有墨迹光亮、浓淡五色、书写流利、浓度适中、适宜揭裱、耐水性强等优点，从社会名流到普通百姓，都用过一得阁的墨汁。谢崧岱不求人、不泥古，亲写牌匾；他的敢为人先、独辟蹊径的经营理念，也引领一得阁成为有口皆碑的百年老字号。

　　一块书法牌匾的背后，不仅是以文会友、墨连古今的逸闻趣事，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在现代企业的延伸和彰显。北京琉璃厂被称为文化街，这儿不仅经营着文化产品，其自身也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而牌匾书法无疑是这文化盛宴里一杯醇厚的佳酿。而今，大多数的牌匾都是机械制作的印刷体和美术字了，老字号牌匾上的手书墨迹，愈发令人流连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