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距今三千多年，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有系统的文字，与当时世界上先后出现的古埃及纸草文字、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和古印度印章文字，并称世界四大最早文字，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但只有甲骨文一枝独秀，传承发展为今天的汉字，而其他古代文字早已退出历史舞台，成为“死文字”。三千多年来，汉字结构没有变，这种传承是甲骨文蕴含的真正中华基因。

　　商史刻在甲骨上。爱国学者王懿荣1899年发现了甲骨文，为文献史料较少的商代社会历史研究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从而使被“疑古派”否定了的商王朝，重新建立在有文字可考的坚实基础之上，并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历史之开幕时期”。

　　1936年第13次殷墟发掘发现的YH127坑17000多片甲骨的窖藏，以其出土甲骨的空前数量和文化内涵的丰厚，被国内外学者称之为世界上最早的“档案库”和商王朝的“国家图书馆”。但YH127坑甲骨窖藏的甲骨贮存数量与国家图书馆相比，就略逊一筹。国图收藏的甲骨数量是35651片，居于世界之冠，堪称商代历史档案第一库。

　　国图的甲骨收藏，有不少是在学界起到一锤定音、震动学坛的名版。诸如郭沫若的《殷契粹编》（简称《粹编》），即从善斋28000多片甲骨拓本《书契丛编》中选出1595片编辑而成，虽“略当十之一，然其精华大率已萃于是矣”。善斋《书契丛编》的原骨，现在就入藏于国图。郭沫若在《粹编》序中说，王国维第一个考证出甲骨文先公名夔者当为帝喾，但其甲骨文拓本“至今尚未问世”，因而颇有人起疑“夔非帝喾”。现《粹编》第一、二、三片皆有“夔”，因而善斋藏骨“可为王氏之证，而间执怀疑者之口”。此外，王国维1917年据《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与《殷墟书契后编》所收甲骨的拼合，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记商王世系可信，也据此片的缀合，纠正了《殷本纪》所列殷代王世的个别错误，从而把甲骨学研究推向了“草创时期”（1899年—1928年）商史研究的最高峰。但此“例仅一焉，笃古者将疑其为不足据”。郭沫若在《粹编》中，将善斋所藏之二甲骨断片与燕京大学藏片缀合，此片“所见先公名号，其次亦为上甲、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亦为王说得一佳证”，再一次证明了“《史记》之误，为绝对无疑”。不仅如此，郭沫若还从《粹编》缀合善斋两片甲骨“得上甲以来周祭顺序，为研究殷代祀谱奠定了基础”。总之，国图所藏善斋甲骨，内容十分丰富，是“足以矜耀于契林”的重要材料。

　　不仅如此，国图收藏的“四方风甲骨”，也是享誉学术界的珍品。“四方风甲骨”全片无钻、凿、灼，也没有“贞”或“卜”的字样。郭沫若1937年编纂《粹编》时，因疑其为伪刻，故未收入书中，从而一直被束之高阁。后经胡厚宣鉴定此片不伪，实为记东西南北四方之名和四方风名的记事刻辞。胡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写有《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并于1954年将此片甲骨收入《京津》（1954年）一书中，编为520号。此后，胡先生又写了《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1956年），对此片进行了再研究。从此，“四方风甲骨”从被人冷落多年的“假货”中恢复了“真相”，并声名大噪，成为镇馆名片。

　　虽然国图收藏的不少甲骨以其内容的重要性震动了学术界，但大多为残碎小片。尽管如此，亦有一些鹤立鸡群的大片使学者见之瞠目。对海内外甲骨如数家珍的胡厚宣，称馆藏善斋21号，在15万片甲骨中，“为牛胛骨中最大、最全、文字最多之一片”。国图收藏之此片最大牛胛骨与台湾收藏YH127坑出土之最大马来海龟甲版交相辉映，为15万片甲骨中的“巨无霸”。

　　虽然国图珍藏的一些甲骨文名版，已在百余年的辗转流传过程中先后著录于《殷虚书契前编》《卜辞通纂》《殷契拾掇》《甲骨文合集》等书中，并引起学术界震动，但毕竟数量有限，还有大量甲骨未经整理和公布，其上的文字有着丰富、深刻的社会文化讯息和中华文明基因，有待于我们去发掘和发现。我们希望国图的全部甲骨能早日整理完毕并面世，印制纂辑出全部3万多片甲骨“四位一体”（即拓本、摹本、照相、片形部位释文互相参校）的“更臻完善”的甲骨著录，供甲骨学者研究和阐发其中的中华文化精髓，从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