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岁的刘惠文是北京朝阳区惠新西里的居民，多年来，她一早一晚都要到离家不远的元大都遗址公园锻炼。“应该以前是元代的都城吧，具体不大了解。”面对记者的采访，对于元大都遗址，在此活动了多年的刘惠文依然不甚明了。

 

　　另一边，作为其考古遗址公园的一部分，湖北大冶铜绿山四方塘遗址拟投入1.2亿元建新馆，广东梅州预投入18亿元建狮雄山秦汉遗址公园，甘肃天水预投资5亿元建大地湾考古遗址公园……各地“砸大钱”建考古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的现象蔚然成风。

 

　　“考古遗址公园是考古遗址展示的主要方式。”

 

　　每年，各地文物部门均会开展多项考古发掘，比如去年，收录国家文物局编著的《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的就有40项，其他算不上“重要”发现的考古发掘则更多。考古遗址发掘完之后，若没有进一步展示的规划，为保护遗址，一般都会整体进行回填。

 

　　将要建考古遗址公园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目前就处于回填状态。该遗址先后经过7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共揭露遗址面积3万余平方米，清理出不同期别的半地穴式房址170余座、窖穴400余座、居室墓葬30余座。它是目前发掘的保存最完整、年代最早的原始村落，出土的目前所知中国年代最早的玉玦，为探讨中国玉文化的源流提供了实证，出土的目前中国最完整的蚌裙服饰在世界范围内也很罕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其出土资料的分析，可以确认该地区的文明进程以及在东北亚地区所占的地位，也为确立西辽河文化与黄河文化平行发展以及对人类起源多元一体论提供了史证。记者近日探访该处遗址发现，发掘现场除了标示的遗址区域，基本上就是一片草地。当地考古人员指点着“草地”讲述的很多发掘信息，大部分听不明白。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确实需要直观的阐释，才能理解其中蕴含的巨大价值。

 

　　“考古遗址要进行展示，普及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并为当代人所用。考古遗址公园是展示的主要方式。”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教授陆建松对记者说。

 

　　近年来，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得到国家层面的支持。2012年以来，国家文物局陆续出台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编制要求（试行）》、《关于进一步规范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暨启动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工作的通知》，对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进行规范。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经被《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列为人文城市建设的重点。

 

　　“我们的考古遗址展示场所不是建得太多，而是太少了。”

 

　　具体到近日引起民众热议的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建立赞同建新馆。四方塘遗址自上世纪70年代发掘以来，发掘西周至西汉末的采矿井、巷360多个（条），古代冶铜炉7座，是目前我国采掘时间最早、冶炼水平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古铜矿遗址。早在1984年，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就建成开放。然而，2006年，因遗址所在山体裂隙沉降，该博物馆停止对外开放。

 

　　与此同时，遗址发掘不断有重大收获。2014年，遗址首次发现的墓葬区，是中国矿冶遗址中首次发现的古代矿冶生产者的墓地，使其呈现了采矿、洗矿、冶炼、安葬等完整的矿冶链条，对于中国冶炼史研究意义重大。“古铜矿遗址新馆的设计方案已编制完，初步设计为采矿展示馆、冶炼展示馆等6个主题馆，展示一条完整的矿冶之路。”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四方塘遗址已发掘了40多年，发掘成果重大，将其价值揭示出来并展示给民众，意义重大。”陈建立表示。而对于各地的兴建热潮，陈建立认为，相比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化，我们的考古遗址展示场所不是建得太多，而是太少了。比如每年从重大考古发掘中遴选出的十大考古新发现，目前已有260项入选，其中每一个项目都是我们民族的“根”，但是民众对其又了解多少？

 

　　“同时要注意，遗址尤其是土遗址，一般比较脆弱，很容易遭到破坏，且可视性和可观赏性也不强。这类遗址是否要投入大量资金建博物馆或考古遗址公园，需要慎重考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韩建业提醒。河南内黄县的三杨庄遗址就是其中一例。这处被誉为“中国庞贝古城”的遗址，建考古遗址公园展示后，遗址出现了成片青苔和霉变，遏制青苔和霉变使用的防潮药水，又让遗址内出现强烈的呛人喉鼻的味道，且观众反映根本没有看到这处古代遗址的震撼。

 

　　“很多考古遗址展示学术支撑不足，包括信息采集、还原研究不到位。”

 

　　然而，很多建成的考古遗址公园或者博物馆，展示效果却不理想，不断被观众吐槽“看不懂”“看不下去”。韩建业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内现在遗址博物馆展示做得好的凤毛麟角。而很多考古遗址公园，基本上等同于公园，市民去了就是休闲，遗址的作用没有体现出来。”

 

　　“很多考古遗址的展示学术支撑不足，包括信息采集、还原研究不到位。”陆建松说，考古挖掘时很多信息，比如遗址地层关系、墓葬结构等，可以反映那个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审美，但是很多都没有采集，导致可以吸引民众的故事讲不出来。“比如良渚古城遗址，挖掘出7座贵族墓和140座平民墓后，就对其墓葬体量大小、随葬品的数量与精美程度、有无棺椁痕迹等进行采集，以在展示时告诉观众什么是已经出现了阶级。”陆建松还进一步表示，很多遗址考古发掘完成后，需进行多学科研究，以还原遗址原来的面貌，再体现在遗址展示当中。“很遗憾，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所以展示就不可能尽如人意。”他说。

 

　　陆建松认为，学术支撑是基础，接下来的展示也并不是把出土文物一摆一放，而是需要详细、严谨地编写脚本，把学术的东西通俗化、理性的东西感性化、知识的东西趣味化、复杂的东西简明化，根据展示的规律和表现方式，把遗址的故事“讲”给观众，而这也正是目前考古遗址展示所缺乏的。

 

　　“国外遗址博物馆的经验值得借鉴，比如他们会考虑观众来此到底干什么，会引导观众参与遗址知识普及的活动中，让观众进去就‘闲’不下来。而我们很多就进去转一圈，半懂不懂就出来了，导致很多资源的浪费。”韩建业从观众的角度提出建议。

 

　　陈建立认为，遗址展示还应积极运用数字化方式，让展示更加生动。圆明园考古遗址公园就运用很多数字方式进行展示，观众可以在残迹遗址前，扫描二维码，那些被烧毁的屋宇庭院、亭台楼阁立刻“再现”，还可借助移动导览系统，观看收听图文并茂的全景环视、数字影片等，其效果受到业界一致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