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藏于海外的典籍是中华璀璨文化的重要见证，是厘清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07年以来，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大框架下，国家图书馆负责与海外藏书机构合作，制订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海外古籍调查工作，并促进海外中华古籍以数字化方式回归。

 

　　启动海外古籍调查

 

　　2015年4月，国家图书馆馆员刘明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美国，他此行的任务是为埃默里大学神学院的5000册中文书籍编目，为期3个月。苦等多年之后，淹没在西文书库里的中文古籍终于迎来了“知己”。“第一感觉是它们很孤独、很凄凉。”刘明至今难忘与那批古籍初次见面的场景。这也使他更加坚定信心，让这批古籍为世人所见、所用。

 

　　刘明进行的编目工作是我国开展海外古籍保护计划的一部分。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此后国家图书馆陆续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展开合作，对存藏中华古籍进行调查。2014年，国家图书馆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启动“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以进一步摸清海外中华古籍存藏情况，并将珍贵古籍进行数字化回归。

 

　　“史在他邦，文归海外。”这是郑振铎先生多年前对于中华古籍流失海外的感慨。“流传海外的珍贵典籍，有的出自文化交流、赠送、交换、贩售，有的则是被掠夺、偷运，或是非法交易、走私等。据估计，海外中华古籍收藏数量超过300万册件。”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介绍。

 

　　调查中华古籍在世界各地的存藏状况是推动海外中华古籍数字化合作的前提。2015年3月，北美东亚图书馆年会召开。张志清在大会上介绍了“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得到了北美图书馆界的积极响应。

 

　　埃默里大学图书馆馆员王国华在得知这一信息后很是兴奋，因为她知道，在该大学神学院的书库里有一批中国古籍尚未编目。这批书籍约在20世纪初由美国传教士从中国带回，以了解中国国情。1980年，这批古籍由美国宗教机构赠与埃默里大学神学院，存放在学院图书馆里。由于缺乏研究中文古籍的馆员，这批古籍一直被封存在书库里。

 

　　刘明克服了语言和技术障碍，用3个月时间圆满完成任务，《美国埃默里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目录》一书近日在国内出版，收录中文古籍320余部。“我回国后不久，收到一封埃默里大学神学院的邮件。说耶鲁大学神学院的一位教授通过系统搜索到我录入的一本书，并进行了远程预约。”刘明说，这让他感受到了工作的价值。

 

　　目前，国家图书馆已完成“海外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一期建设，累计完成包括美国、加拿大、西班牙、日本4个国家30家单位24万条（含子目）书目数据建设。

 

　　珍稀古籍回归世人视野

 

　　2013年，国家图书馆馆员刘波就远赴美国，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馆藏善本方志写书志。当一年的工作即将结束时，他收到一封邮件，内容是美国洛杉矶汉庭顿图书馆发现一册（两卷）《永乐大典》，但不明价值，需要专业人士鉴定。刘波马上飞到洛杉矶。“看到实物后，我心里非常激动。”刘波回忆，这册《永乐大典》此前没有著录，并且来路清楚，尺寸、行款等细节也与国内真本一致，基本可以确定是真本。后经过多方证实，确认为目前世上发现的第419册《永乐大典》，是具有很高文献价值的稀世文物。

 

　　“海外收藏的古籍多有珍善版本，甚至还有不少是孤本秘籍。其中，甲骨、竹木简、敦煌遗书、宋元明清善本、拓本舆图和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等，在海外都有珍稀孤罕的藏品。”张志清表示。

 

　　“在调查过程中经常会有惊喜，那不仅是眼前一亮，简直是两眼放光。”张志清说，在英国牛津大学波德里安图书馆，他看到了明代钞本《顺风相送》，第一次记载了“钓鱼舆”。另一份则是《塞尔登地图》，这份绘制精准的航海图此前一直存放在西文舆图馆，并认为由西方人绘制，直到近年才发现绘制者是中国人，绘制时间为明万历年间。还有一本《指南针法》，详细记录了指南针的使用方法。这些古籍的意义非常重大。

 

　　实现流散海外的珍品古籍数字化回归是“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的最终目的。据了解，目前，已经取得重要成果。海外《永乐大典》的数字化回归卓有成效，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馆藏19册、英国国家图书馆藏25册、美国汉庭顿图书馆藏1册《永乐大典》已经实现了数字回归。《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永乐大典〉》等也已经影印出版。

 

　　此外，法国国家图书馆还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捐赠该馆馆藏《圆明园四十景图》高清数字版本。《圆明园四十景图》是乾隆元年（1736年）宫廷画师沈源、唐岱依据圆明园实景绘制而成的，具有极高的文物和艺术价值。这是“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开展以来的第一项重要成果。

 

　　为进一步做好海外中华古籍的回归工作，国家图书馆于2014年启动“海外中华古籍书志书目丛刊”“海外中华古籍珍本丛刊”两大海外中华古籍回归项目，前者编纂出版海外所藏中华古籍目录，后者对珍稀古籍采用仿真影印的形式出版。如今，众多海外中华古籍如百川入海，聚首出版。如《文求堂书目》、《西班牙藏中国古籍书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方志书志》等均已出版，惠及众多国内外学者。

 

　　增进中外文化交流

 

　　张志清坦言，在海外中华古籍调查过程中，有两种感受特别强烈。一方面，走进世界各地收藏机构的库房，看到先人创造的智慧结晶，不禁发出声声惊叹，心中升腾出无限感慨。另一方面，通过与外国馆员进行真诚的交流，相互学习和借鉴，双方逐渐有了学识上的认同，甚至心灵上的沟通。

 

　　“海外中华古籍调查不仅仅是调查古籍，更是文化的交流、学术的交流、文明的交流。”张志清说，这个过程不但使我们了解世界，也让世界更加深入地认识我们。

 

　　“在开展海外中华古籍调查的过程中，我们结识了许多国外收藏机构从事中华古籍保存与研究的馆员。他们是如此热爱中国文化，用尽毕生心血学习和整理中华古籍，他们值得我们尊敬。”张志清很有感触地说，大英图书馆中文部负责人吴芳思一生研究敦煌遗书，她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特殊地关照;牛津大学波德里安图书馆编目员何大伟最大的愿望就是，有生之年将馆藏所有中文古籍进行编目;已故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李福清热爱中国民间文学，不遗余力地研究中国小说、年画和民俗。他们利用馆藏开展了有效的学术工作，同时也为世界传递中国文化的博大与精深。

 

　　当然，在开展“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过程中，也遇到了困难和障碍，包括资金不足、体制不够完善、国家顶层设计缺失，另外，我国需要进一步培养古籍功底扎实的国际化人才，等等，这些都制约了项目实施的进度。“但是，我们有坚定的信念，一定会不遗余力，一步一步向前推。”张志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