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古城遗址局部（资料图片）

 
    石峁古城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当时社会的动员能力强大、组织能力高超、规划设计能力大手笔，而这一切又与文明的程度息息相关。鬼斧神工般的杰作是怎样建造的？究竟是何种力量才能保障宏基伟业的完成？

    就知道陕西神木石峁古城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取得震惊学界的重要成果。但是，真的来到现场一睹古城的雄姿和风采，收获却完全超出预料。高大壮观的门楼，精心整治的城墙垒石，独具匠心的马面设计，杀戮祭祀的威严铁血，无不令人震撼和感叹，虔诚敬仰和怀古探秘之情油然而生。

    无字天书的巨大能量

    目前，石峁古城还是本无字天书。但不论将来是否发现文字，都不能撼动其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交响曲中华彩乐章的重要地位。当然，要真的读懂这座神秘莫测、惊世骇俗的城池，还需要假以时日。该城规模之宏大，设计之精妙，功能之齐全，施工之精细，是考古发现的同时期遗存所仅见者，乃至于，最初的发现者甚至担心该城年代推定的正确性。这个伟大发现和鼓舞人心的重要成果同样使许多观摩学习和参观览胜者错愕，不是因为它来得突然让人措手不及，也不是由于人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缺乏心理准备而应接不暇。关键的问题是：它出现在名不见经传的陕北地区，就必然启发人们思考；而且，比以往考古发现的同期古城更具可视性，极容易引发人们对中国古代文明进程、道路与特色产生进一步的联想。

    石峁古城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当时社会的动员能力强大、组织能力高超、规划设计能力大手笔，而这一切又与文明的程度息息相关。鬼斧神工般的杰作是怎样建造的？究竟是何种力量才能保障宏基伟业的完成？这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早期中国社会组织的构架。

    那个时候，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家族组织，以家族联盟为基础的有特色、多层次的联盟制度将数以万计的家族组织起来。家族联盟构筑村落，属于基层联盟；基层联盟组成古老小国，属于中小型联盟；古国联盟构成考古学文化的人们共同体，或称国家大联盟；不同考古学文化的联合结盟组成超大型联盟集团。早期中国的考古学文化实际上是古国联盟的文化。

    先秦文献提到的黄帝、炎帝、蚩尤、共工，以及夏、商、周王朝都属于超大型联盟集团。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联合结盟的策略被发挥到极致，人们耳熟能详的“三家分晋”“合纵连横”，脍炙人口的赤壁之战，都说明联合结盟是中国智慧的重要内容、是政治艺术的精髓所在、是文化底蕴的自然结晶。在世界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深度考察和总结中国古代联合结盟的实例与经验，显然是考古界特殊的贡献。

    联盟集团的杰出造化

    先秦文献表明，当时的结盟制度存有多种不同类型，存在规模与层级的区别。商汤灭夏、武王伐纣都举行过大型盟会，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公元前632—505年间，晋国主持八国以上的多国盟有17次，约六七年一次。不仅诸侯国之间的多国盟，某诸侯国内盟誓的次数也都详细地记录于《左传》。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山西侯马、河南温县等地发掘出当时的盟誓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盟书及相关遗存。研究表明，早期中国的盟誓遗存连绵不绝，特征鲜明，而且分布广泛。石峁古城的壮观场景足证当时联盟制度必定存在，否则，如此宏伟的城池怎能横空出世！

    考古工作者曾就龙山时期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做过实验考古研究，可以推算建造该城耗时用工的总量。石峁古城的规模以及建设的复杂程度都远远超过王城岗，而且其整体的布局、虔诚的仪式都表现出庄严肃穆的古礼，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和感召力。石峁古城可能正处于联盟体系的金字塔顶端，因此，才能释放出如此超乎想象的巨大能量。若然，石峁古城极有可能是联盟集团高层的驻地或总部，而非某一古国之都城。

    发掘资料显示出这里的玉器来源具有多样性，不同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参与性与以往的发现大相径庭，无疑是以上认识的最好注脚。

    古城主人的神秘身份

    接下来，人们自然会思考石峁古城的主人究竟是何方神圣。果真是黄帝或其集团的居邑吗？

    第一，简单地讲，如果这种推测成立，中国古史的年代体系就得重新编排了。因为没有史料和通史教材说黄帝活动的年代如此贴近夏代。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可夏代始于公元前2100年左右，石峁古城早期的碳十四测年约为公元前2300年前后。所以，该城年代只与五帝晚期接近，而与黄帝无涉。

    第二，倘若坚信《史记》正确，那么，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的足迹与石峁古城遗存分布倾向差距明显，有的甚至南辕北辙，又怎能自圆其说呢？

    第三，“尧都陶寺”说，这是石峁古城黄帝居邑说难以逾越的障碍。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是唐尧之都的认识提出后，有些研究曾质疑这种提法过于笼统，文字方面的证据显得薄弱。因为陶寺遗址有三个时期的遗存，至少存在两种以上性质完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唐尧的地望史无争议，究竟哪种遗存与帝尧有关是研究的核心与关注的焦点。该遗址的考古报告虽尚未刊出，但早年发表的资料显示出大致的线索。其中，该遗址大型墓葬为代表的陶寺早期遗存最为重要，文化特征也最为鲜明。那就是釜形斝（音“甲”，古代的酒器。——编者注）确系该文化领军的标型器，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最辉煌和最晚的阶段。拙文《关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90年第2期）曾指出该文化与东方的关系极其密切，颇具特色的釜形斝即受东方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陶鬶（音“规”，古代陶制炊事器具。——编者注）的影响而产生。这种推测与尧来自东方、后封于唐地的记载吻合。再者，《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尧的父亲是“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至高辛即帝位”，《集解》也说“都亳，今河南偃师是”。无独有偶，那里正发现有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存在，其釜形斝的形态恰恰具有早于陶寺早期的特征。若依庙底沟二期文化公元前2870年的碳十四测年推算，陶寺早期当不晚于公元前2500年。尧都陶寺，当然不是此类遗存。陶寺中期遗存与石峁早期文化性质相同，年代大体相当，都以双鋬（音“盼”，器物侧边供手提拿的部分。——编者注）耳袋足鬲（音“力”，古代炊具。——编者注）为主要特征，且形态基本相同。黄帝若安营扎寨于石峁古城早期，其年代将晚于陶寺早期代表的帝尧，这种世系颠倒的情况显然与文献记载相悖，与历史事实相抵牾，不可能为学术界接受。所以，黄帝或其集团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年代应该至少在距今五千年前。

    再说说石峁古城的陶鬲。石峁古城早期遗存和陶寺中期均以双鋬耳袋足陶鬲为文化的排头兵，是土生土长的分布于黄土高原及其山前地带的土著遗存，非帝尧、更非黄帝之遗存，其源流与走向《晋中地区西周以前古遗存的编年与谱系》（许伟，《文物》1989年第4期）曾有详论，这类遗存与先商文化渊源极深，但始终坚守自身传统。陶寺中期只是其南面的支系。石峁古城才是其中心的都会。

    黄土高原的文明星斗

    过去，这类陶鬲的遗存在河北太行山东麓，河南的北部，山西的许多地区，陕北和内蒙古中南部等地多有发现，资料发表的也相对充分。其年代分期，发展序列和谱系关系逐步清晰。在山西晋中地区更有其从龙山、夏代、早商直到殷墟时期连绵不断、自成体系、长期发展的翔实证据。今天，当高度发达的石峁古城重见天日，人们自然有条件将这类文化遗存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思考，并能够从文化的整体性方面揭示其所代表的文化大系不仅仅具有独立分布的广袤空间，而且拥有超强族群集团的实力，足以与山东地区以陶鬶代表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大系相媲美，相呼应，是早期中国龙山时期西部文化的中流砥柱。

    值得重视的是，在夏商周三代文明的进程中，陶鬲大系的重要作用和杰出贡献彪炳史册。例如，有戎氏、有鬲氏都与这个超强集团具有文化上的亲缘关系，甚至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史记·夏本纪》：“帝相崩，子帝少康立”，《索隐》：“有夏之臣靡，自有鬲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早期遗存的陶鬲支持此说。《史记·殷本纪》说简狄，“有戎之女”，吞卵生商。也正与晋中地区陶鬲发展线索基本吻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由此可见，双鋬耳袋足陶鬲的文化大系拥有石峁古城这等规模的城池，完全是历史的必然。只不过，由于沧海桑田的变化，曾经辉煌一时的宏基伟业早已被历史尘封，鲜为当代的人们所知罢了。

    石峁古城的雄伟壮观映射出其文明的辉煌与高度。陕北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并非传统意义的文明中心。当人们伫立在石峁古城之上，环顾大好河山的秀美景观，自然会感悟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的魅力。此时，星星之火已然汇成众多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早期中国的广袤大地。石峁古城的进一步发掘，必将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重大课题的研究注入新鲜血液，值得期待！

    （卜工，作者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