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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明清国宝大迁移

2015/8/27 10:27:11 点击数: 【字体:

抗战时期明清国宝大迁移

明清档案和文物装箱后集中在太和殿广场等待搬运。图片由国家档案局提供

抗战时期明清国宝大迁移
 
档案搬运情况。国家档案局提供
 
抗战时期明清国宝大迁移
 
1938年明清档案和故宫文物在川陕公路上的艰苦运输情形。国家档案局提供
 
    抗日战争时期,明清档案与故宫文物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战火,曾进行了颠沛流离、旷日持久的大迁移。这是档案前辈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所作的特殊贡献,他们保护文化遗产的行动成为反法西斯战争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记者专访了国家档案局副局长、中央档案馆副馆长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胡旺林。
 
    文化抗战的一次壮举
 
    “明清档案的大迁移与整个抗战过程相始终。”胡旺林说。
 
    1931年,日本侵略军在东北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华北形势日趋危急。国难当头,保存在故宫的文物、档案、文献的安全岌岌可危。故宫方面经过认真讨论协商,提出将国宝转移到南方安全地带。
 
    胡旺林介绍,1932年初,故宫博物院立即行动,一是选择文物精品,二是做好装箱工作。1933年1月3日,日军攻占山海关,北平形势愈加危急。故宫决定,尽快将装箱文物典籍南迁保存。1933年2月5日深夜,一百多辆大型卡车鱼贯开进故宫博物院,满载着封存有国宝文物精品的木箱,经天安门开往前门火车站,装上南下的货物列车。2月6日,这一专列在军队的武装护卫下离开北平。从这一天起,“文化抗日”“文物长征”的序幕拉开。
 
    1933年2月6日至5月22日,前后历时4个月,故宫文物档案共分5批起运,南迁至上海。国宝迁运途中均采取了极为严密的保护措施,运送文物的列车设有机枪保护,沿途逐段有马队随车驰送,每到一站,地方官派人上车交差。在重要关口,车内一律熄灯。
 
    胡旺林说,当时迁移的明清档案共计3773箱,包括明清两朝留存下来的内阁大库档案、军机处档案、宫中档案、内务府档案、实录、圣训、玉牒等珍贵档案。这些档案在上海的临时保存点经清厘点收,保存完好。1936年,为了使南迁的国宝文物有更好的保管条件,故宫博物院在南京朝天宫兴建南京分院保存库,并于当年底分5批将文物转迁南京。
 
    从南京到四川,异常艰辛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继而上海“八一三”战火又起。沪宁邻近,国宝再次处于危急之中。自1937年8月起,存放南京的文物、档案经过短暂停歇,紧急向后方转移,再次避敌西迁。胡旺林介绍,此次迁移,前后历时8年,辗转行程一万余里,分南、中、北三路完成,全程异常艰辛。
 
    南路。1937年8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第一批参加伦敦艺术展的80箱文物精品,从南京运往湖南,保存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后因日寇侵略之势逐渐西移而转迁贵阳。1939年因贵阳频遭日军轰炸,文物再被迁往安顺华严洞。1944年日军从广西逼近贵州,南路文物由15辆卡车于当年年底最终运抵四川巴县飞仙岩存放,行程6000余里。
 
    中路。1937年11月,西迁的第二批文物、档案9369箱,从南京溯长江而上。先用轮船运至汉口,后转运宜昌,于1938年5月运到重庆向家坡。因重庆雾多,加之空袭频繁,中路文物于1939年9月运至四川乐山安谷乡的三氏祠、宋氏祠、古佛寺存放,行程5000余里。
 
    北路。1937年12月,第三批存于南京的文物、档案7286箱,由南京经津浦、陇海路运至陕西宝鸡,存放在关帝庙和城隆庙中。文物珍宝途经郑州火车站时遭遇日机轰炸,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将文物专列开进车站一个临时废旧货场,才得以幸免。次年因潼关面临日军威胁,又奉命将文物运至汉中的文庙和褒城的祠堂。不久日军轰炸汉中,文物先转移到成都大慈寺,1939年最终疏散于峨眉县大佛寺、武庙,行程5000余里,也是西迁最为艰辛的一路。
 
    胡旺林介绍,在三路古物西迁过程中,文献馆的2038箱明清档案与物品随中路及北路迁运。其中存于乐山的1082箱,存于峨眉的档案及物品有956箱。这些文物、档案历经辗转迁移,直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开始组织东归。经水运、陆运的顺利转接,三路国宝先集中到重庆,1947年12月,被安全运到南京朝天宫文物保存库中。至此,历时14年之久,穿越大半个中国,行程累计两万余里的文物档案大迁移终于落下帷幕。
 
    档案人的责任与坚守
 
    胡旺林认为,明清档案大迁移,其历史功绩和重要意义可圈可点。
 
    在日寇铁蹄一步步进逼的烽火年代,南迁西运的这个决断是及时而必要的,是保护明清档案的必要举措。虽然开始国宝南迁的动议,当时在社会上也不乏反对之声。但事实证明,随着北平的沦陷,故宫一批铜缸、书籍被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强行劫走,而南迁西运的3000余箱档案却最终安然无恙,这是档案前辈在民族危难关头竭尽全力保护文化遗产的结果,充分展现了明清档案前辈们可贵的职业操守。
 
    档案迁运途中,由于敌机轰炸,山道险峻,全程困难重重,甚至还发生了一些意外。如西迁途中,文物先是暂时存放湖南大学图书馆,因觉战局不利,马上迁走。仅过半个月,日军就轰炸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被夷为平地。1939年4月11日,文献馆职员朱学侃在船上检查档案箱时,因晨光朦胧,未注意到舱盖已经打开,失足跌入舱底身亡。在迁运途中,由于道路崎岖,还发生过翻车事故,幸运的是,当时正值冬季,翻车的地方没有水,且满车装的是文献馆的档案及图书馆的书籍,不怕震动,未造成损失。即使备尝种种艰难与危险,档案前辈仍以保护国宝为首任,无论是搬运前的精心筹划,途中的有序组织,还是典守过程中的清点造册、细致管理,都体现了他们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大迁移过程中的有关业务活动,客观上还对明清档案文化进行了宣传。即使是在南迁西运途中,档案前辈们也不忘自身职责,在有限的时间内开展了文物点查、晾晒、展览等工作,挑选档案精品,宣传档案文化,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
 
    胡旺林说,明清档案大迁移是档案人保护国宝、与敌抗争的文化抗战,是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全民族抗战的生动体现。档案前辈在这抗日洪流中视国宝为生命,在文化领域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相比二战期间其他欧美国家,中国的明清档案与故宫文物大迁移无疑是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壮举,在保护和传承人类文化遗产上留下了凝重的一笔。
 
    (本报记者 王昊魁 王海磬 本报通讯员 伍媛媛)

 
 
责任编辑:M005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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