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名称：群村永赖碑（出土于长江中游地区）

　　群村永赖碑的发现，是当今苗族文化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立碑的时间为清代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但碑上记述的史实却极为古老久远。碑铭详细记述了在苗族悠久历史中形成的一种叫“舅霸姑婚”的婚姻制度以及这种制度的终结。

　　2008年8月15日，靖州县三锹乡乡长王华，在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进行湖湘文化专题田野调查。在路经桂黔边境地区的三锹乡地笋村、地背寨过马冲一小溪上的古道三岔路口时，发现了一大一小两块石碑。较小的那一块，因自然风化严重，绝大部分铭文已模糊莫辨，只能勉强认出碑上年款“康熙五十年”。另一较大石碑则布满了清晰的铭文。经过测量，发现碑身露出地面部分高178厘米、宽110厘米、厚约12厘米。碑正面铭文共926字（缺损1字），碑额横题“群村永赖”四个大字，碑铭直书，碑阴无文字。

　　碑刻的所在地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地处湖南省最西南，位于云贵高原东部坡缘，雪峰山脉南端，湘江支流沅水上游的渠江流域，与桂、黔二省接壤。这个地方的居民以苗族、侗族、瑶族、彝族、布依族、畲族等十六个少数民族为主，其中苗族和侗族最多，占全县人口总数的52.6%。由于地处偏远，靖州的地缘与人文历史演进极为复杂，其文明进化的进程相对迟缓。

　　因而，一些洪荒远古的习俗，血脉相承。如亲族婚姻，曾一直在苗、侗族原住民间流行，到宋、元、明、清尤为炽盛，尤其以“舅霸姑婚”最为盛行。姑姑的女儿，一定要嫁给舅舅的儿子为妻。如果舅舅没有儿子，则姑姑一定要给舅舅送一定量的钱财，才允许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别人。假如姑姑家境贫寒，则自己的女儿终身不敢嫁人。也就是说，舅舅完全决定了自己外甥女的婚姻。

　　就“舅霸姑婚”这一婚姻制度的形成与本质而言，当是人类直系血缘婚姻被禁废后，所演变而成的一种特殊畸形婚姻制度，属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它是以母系氏族为主体的社会所赋予娘舅对甥女所拥有的优先纳娶为媳的特权。

　　这一畸形的婚姻制度，派生出了诸多弊端：身处这一制度中的苗族青年男女，根本没有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可能，代以相继，饱受这一特权制度的束缚；亲族血缘婚姻，还直接导致人口生育质量低下，先天性智障、残疾人口增多。生女如生灾，嫁女如遭祸。因而，重男轻女成了婚姻家庭中非常自然而又普遍的现象。有些地方，溺杀女婴事件时有发生。

　　到了道光十八年（1838年），靖州地区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直接促成了群村永赖碑的制定，导致了苗族婚姻史上的一场变革。当时，锹里万才寨潘正元之女潘好山，被迫嫁给地背寨舅父吴家做儿媳。丈夫吴氏又傻又呆，且生性暴戾，常将家中所饲鸡鸭拧勒其颈致死以自娱，亦喜怒无常，以暴打潘氏取乐，令潘氏既生恐惧，又生怨恨，时常担心会被丈夫勒死，精神近乎崩溃。潘氏多次提出悔婚，不被舅家许可，屡提屡遭殴打。最后，潘氏上山采毒蕈害死丈夫。命案发生，震惊锹里二十四寨。并由此引发一场旷久的人命官司。潘氏舅家三年陈尸不埋，具状上告至靖州府。与此同时，锹里族间有识之士吴光庠、吴通琳、吴士龙及潘好山的叔父潘正立等认为，潘好山投毒杀夫，罪不可赦，但罪恶之源，当是“舅霸姑婚”，此恶俗不废，贻害无穷。于是以此为由，联名具状上禀州府，请求州府制法，永久禁绝“舅霸姑婚”这一陋习。道光二十一年，湖南靖州直隶州最高行政长官宋晏春以及后来的代理州府郑武，正式以州府禁令的形式，批复此案，严禁“舅霸姑婚”，并令锹里二十四寨“合款”镌碑以作“群村永赖”的依凭。

　　由于靖州府对“舅霸姑婚”的严厉禁止，同时又有锹里二十四寨的合款制约，使得这一禁令产生了十分明显的积极效果，并真正成了“群村永赖”的法律依据。靖州地方苗族间的婚姻制度，由此而始嬗变。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在遏制近亲婚姻的同时，官方对“溺女”行为同时采取了打击与教化并举的手段，使得溺杀女婴的行为大为减少。在客观上，提高了人口的优生水平，男女比配得以均衡，使之健康繁衍生息。族间青年男女也真正摆脱了“舅霸姑婚”制度的束缚，走向了自由开放。“舅霸姑婚”的令行禁止，是这两种婚俗嬗变的分水岭。

　　靖州群村永赖碑的发现，在印证一些历史文献记载的同时，补充了当地史籍撰纂。同时，为我国古代法律、民族民俗学和人类学研究，尤其为我国西南苗族婚姻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实物资料。

　　 胡彬彬（作者单位：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