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让这个“冷门”学问获得新生

　　7月4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土司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4项世界文化遗产。

　　和许多土司文化研究者一样，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湖南吉首大学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成臻铭颇感振奋，在很长的时间里，在书房、在图书馆、在土司遗址现场，他近乎是孤独的土司文化研究者，“‘土司学’曾经几乎成为一门‘绝学’。在他看来，现在申遗成功，将引起更多人关注土司文化及其研究，这对土司研究意义重大。”

　　文/广州日报记者蚁畅 实习生黄月

　　湖南永顺县县政府的官网上很早就开始出现土司城遗址申遗的消息。此次申遗是一次联合申请，除了永顺土司遗址，还有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址和贵州遵义海龙屯两处遗址。

　　“申遗成功是实至名归”

　　7月4日这天，永顺土司遗址申遗成功“填补了湖南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空白”，永顺各地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一名永顺土家族村民告诉记者，这是永顺的一件大事，当地人都非常高兴，7月4日那天，在永顺很多地方都听到锣鼓声和歌声。“以后可能有更多人来永顺旅游了。”

　　事实上，在申遗成功之前，知道土司遗址的人并不多，甚至有网友表示“只知道吐司面包，不知道土司遗址。”

　　而对于土司遗址研究人员来说，此次申遗成功意义重大。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所前所长刘庆柱看来，土司遗址申遗成功是实至名归的。“很长时间，熟悉知晓土司文化的人都不多，更多的是考古人员和学者在关注，现在申遗成功，让更多的人都知道，对土司文化研究来说是很好的开端。”刘庆柱说。

　　而吉首大学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成臻铭对此则感受更深。

　　今年52岁的成臻铭是土生土长的湖南土家族人，1987年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自称为“山村土包子”的成臻铭驻守在山村，开始进行各民族土司文化研究，成臻铭调侃自己说，既然是“土包子”，就静心观察研究和“土”有关的土司文化吧。

　　在很长的时间里，成臻铭都在孤独前行，虽然土司研究被称为“土司学”，但它并不是一门真正的学科，和“红学”一样，只是一门“专门学”，从事土司学研究的学者并不多，以此为方向的学生更是少之又少。

　　“我国开展土司研究已经有100余年了，土司学曾经几乎成为一门‘绝学’。”成臻铭说，研究土司文化的人很少，他生怕没有年轻人接过接力棒。

　　成臻铭梳理了我国100余年土司研究的发展历程，他说，我国的土司研究曾经中断过，“改革开放之后，有一轮‘中国文化热’，各民族的学者开始从治理层面上积极反思和评价本民族的土司制度，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这段时间产生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成臻铭说，从1999年之后的10年，土司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文化遗产宝贵的一部分，开始被逐步列入政府保护和开发的日程表上。

　　为土司文化鼓与呼

　　2004年11月，著名土司学家龚荫参与策划成立了吉首大学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成臻铭成为中心的主任，“这个中心不是一个实体机构，主要依托于学校，分土司制和土司学两个方向。”

　　“成立这种机构是很有意义的。对于公众来说，首先需要知晓土司文化。”成臻铭说，土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土司指少数民族地区的土人在其势力范围内独立建造的且被国家法律允许的“土衙署”，狭义指的是“土官”。

　　成臻铭曾撰文表示，土司现象事实上在全球许多国家的土著民族居住地存在，只是说法不同，在我国，土司现象主要发端于两宋之交，形成于元朝。

　　2010年，成臻铭开了博客，以“土司学界成臻铭”自称，开始发表和土司研究相关的文章，十几年间，他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多本专注，其中约65万字的《清代土司研究——一种政治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观察》，堪称成臻铭土司研究的心血之作。

　　后来，成臻铭成为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里也包括“土司学方向”，“前几年有个学生主动报了我的硕士，研究土司军事活动，后来继续深造，现在博士快毕业了。”成臻铭略感欣慰。

　　目前，遵义市已成立了针对土司遗址的海龙屯管理局，此外，一家文化传播公司也注册挂牌，将开展开发工作。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考古队领队李飞曾表示，海龙屯遗址不可能过度商业利用，甚至不可能修建包括道路在内的太多附属设施，“海龙屯申遗成功的效益，不仅局限于门票收入的多少，而是持久的社会公共效益。”

　　对于永顺各地居民对申遗成功的庆祝活动，成臻铭没有感到意外，他说，申遗成功，土司遗址可能成为一种旅游资源被开发。7月6日这天，成臻铭还在贵州进行学术活动，他准备和几位同事一起小酌几杯，庆祝土司文化遗产申遗成功。

　　“旅游开发可以，只要不破坏遗址。”成臻铭认为，申遗成功，对土司文化研究来说，终究是好事，“相信有更多的人关注，包括更多外国的研究者。”

　　遗址远不止3处

　　刘庆柱向记者表示，此次入遗的三处土司遗址，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反映了土司制度、土司文化，但我国的土司遗址远不止这三处，“目前我国的土司遗址考古研究仍在继续进行，主要分布在云贵一带，相信接下来会有更多的有价值的遗址被发现。”

　　成臻铭告诉记者，目前我国的土司文化研究主要是在历史学视野下的研究，他建议应适当调整，放到文化的视野里来，“比如说制度文化、行为文化，换一种视野，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待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可能有更多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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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为土司制度、土司遗址？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等朝治理生活于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山地、河谷、海岛地带少数民族群体的一种制度。一个世纪以来，土司制度一直是土司学界研究的重点。该制度内容丰富，包括中央王朝治理土司、土司与土司之间相互制约、土司治理家族村社等多层次的内容。

　　土司遗址，是中央王朝在借助土司进行地方治理过程中留下的文化遗址，有土司城遗址、土司军事城址、土司官寨、土司衙署建筑群、土司庄园、土司家族墓葬群等多种类别。本次申遗成功的永顺土司城遗址、恩施唐崖土司城址、遵义海龙屯遗址，位于云贵高原与两湖平原交接地带的多民族聚居区，主体上属于明朝土司制度鼎盛时期的遗存，它是中国土司遗产最突出的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