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新书《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略》、《康有为与儒学的“新世”》于今年出版。

    百年中国，传统的中国文化起起落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一个自始至终的问题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思想者们反复地追问和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儒家文化乃至传统文化，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现代化的建构之中？

    传统的儒家义理，究竟能否为现代价值提供资源，或者说，在建构一个超大规模的现代化国家时，传统的文化思想、义理价值，究竟应该如何对待？

    北京大学教授干春松，从古今之变的标志性人物康有为开始，重新发现一百年来中国的思想者们对于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性的思考，他的新书《康有为与儒学的“新世”》、《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略》引起学界很大的反响，被许多学者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著作。

    更加丰富的康有为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康有为被冠以许多头衔，戊戌变法中重要的改革者，文化保守主义者、保皇党等。不过这些标签式的定义，真的就能代表一个真正有思想的学者吗？

    干春松说：“其实我们经常找不到正确的方式去描述康有为、章太炎、杨度这些学者、思想者。原因在于，我们思考他们、思考儒学时的方法，无非那么几个，激进话语、儒学三期说等。过去很长时间里，因为特殊的社会环境，激进的话语一直有着重要的影响，在那种激进之中，不激进的，往往就会被忽略掉，被历史的进程模型化，所有和主流不同的，先判定是错的，即便要分析他，也是分析他错在哪里？现在回看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于康有为的研究，基本上就是在找错。这样简单化的判断之下，人们抱有误解，也就不奇怪了。”

    近年来，许多近现代中曾被误解、忽视的知识分子被人们重新发现和研究，康有为也是其中之一，甚至形成康有为热。干春松说：“我的研究，不敢说是重新发现，因为重新发现的事情一直都有人在做，比如史学界的一些学者，一直在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康有为，儒学领域亦是如此。我所做的，就是想在过去那种习以为常的、固化的认识之外，深入到他的思想中去，去发现他在当时是如何思考文化、价值、国家命运等问题的。实际上，一旦深入，就会发现很多问题，不仅康有为，还有章太炎、杨度等，都是如此。”

    标签之外的康有为，究竟是怎样的人物，他所思所想，又是什么样的问题，干春松说：“康有为是儒学在现代转型中的标志性人物，他考虑的核心问题，就是在建构一个庞大的现代国家时，儒学的文化和价值，究竟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学的问题，在经学未进入学科体系之前，怎么样去看待经学的发展。康有为是晚清公羊学的重要人物，公羊学是经学流派，讲究微言大义，这里面其实是有危险的，因为微言大义，意味着经典的解释空间很大，而解释空间大，就意味着神圣性会缩减，那么，怎么应对现代社会架构之下的经学发展，就需要审慎思考。再如，一个社会中，道德、风俗等，背后一定有它的价值依托。那么，中国当代价值核心的建构之中，谁来提供这种依托？儒学，显然是无法忽略的。”

    回到康有为的问题

    研究康有为及他的思想，始于最初的一篇博士论文，干春松说：“1998年，写博士论文，当世的议题是《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在近代大变革中，和中国社会深度黏连在一起的儒家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制度化儒家的解体，它所依附的社会体系不存在了，类似于余英时所说的‘游魂’，不同在于，他们是给出了一个结论，而我则做了一些关于解体过程的研究，它是如何解体的？同时，解体之后，很多人都在考虑怎么重构，只是方法不同，张之洞有一些方法，比如在大学科目中设经学，康有为则是另外一种，即孔教想法。”

    历经两千多年，儒家文化和思想的变迁，本身早已经成为一部磅礴的历史，而在百年前那个重要的转折关头，思想者的所思所想，在今天依旧有重要的意义。干春松说：“后来接触到更多的资料，包括《康有为全集》的出版，一些上世纪七十年代对于康有为的批评文献以及在国外看到了一些不同的文献，有了进一步研究和分析的基础，更加发现，对于康有为这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了解得还太少。”

    在《保教立国》中，干春松详细分析了康有为的真实思想以及他思想的变迁，他说：“希望通过这种分析，让人们重新思考儒学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儒学的历史。我把1840年之后，中西古今交汇时期的儒学，都称为现代儒学，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无疑是康有为。康有为提供了一个现代儒学的核心问题，即儒学如何在现代化中自处的问题，有了这个框架，再看历来的许多问题，比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问题，比如张君劢的对于儒学和现代社会构架的思考，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的思考，其实都在思考在现代化中如何安顿儒学的问题。”

    “回到康有为”，就是“回到康有为的问题”，而不是“回到康有为的结论”，因为康有为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百年来中国的问题，也是今天的中国人的问题。干春松说：“其实这个研究远远没有完成，尽管已经持续了十多年，但还有两个重要的研究没有做完，一个是关于《大同书》的研究，一个是关于康有为经学的研究。因此，未来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游魂不是死掉

    当那些让儒家思想和社会紧密黏合在一起的条件消失之后，儒学究竟应该如何立足于现代社会的框架之中？康有为时代的问题，今天依旧有，而同样的问题，曾经有康有为，今天又有谁？干春松说：“所以，重新发现康有为，他的所思所想，对于今天的我们，依旧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儒家思想依旧存在，它渗透在人们的习惯、心理之中。干春松说：“一旦进入游魂状态，是不是就死掉了，不是的。那些有形的东西，比如书院确实消失了，但无形的东西还在。即便是游魂，它的魂也还在，和消失是两回事。李泽厚曾经提出‘文化心理结构’的说法，实际上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儒家的价值和文化依旧存在，而且，对于解决当今社会的问题，也依旧有重要的价值。”

    比如养老问题，一个典型的儒家文化提供现代社会治理资源的例子，干春松说：“养老与孝道，在传统社会原本就是融合在一起的。现在养老问题很严重，养老金缺口，引起了很多担忧。过去数十年的中国社会，讲社会养老，这我不反对，如果社会有能力解决养老问题，本就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如果社会各方面的条件还不足以做到完善的养老时怎么办？经济上的问题只是一方面，还有心理和情感上的抚慰，现代几乎谈不上。去年我们国家提出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相结合，这很应该，但是在做法上还有许多不足。如果能从孝道出发，让人从内心里生发出来的情感和养老结合，不是更好吗？不论在经济上，还是情感上，都符合儒家的价值。但是我们的很多做法，反而在剥离情感，比如规定每月回家一次，那些异地工作的子女，几乎不可能做到。结果就是，经济上做不到，儒家价值能够发挥的地方，同样也被压制。”

    类似的领域还有很多，不论是传统的领域，还是现代性的领域，莫不如此。干春松说：“儒家对于现代社会的作用，不能过于悲观，当然也不宜太多乐观，事实上，真正可以发挥的地方很多，养老只是其中一例，再如现在有些人提倡的乡贤，在今天乡村空心化的时代，如果能够让一些宗族组织发挥作用，成为社会体系的补充，不也很好吗？再如企业，许多家族企业比如三星之类，几代传承，有它的弊端，但同样有正面的价值，和现代市场经济一点儿也不矛盾。”

    三千年变局儒家何去？

    许多年以来，人们对于儒家、对于儒家的学者如康有为，有着长久负面的认识，干春松说：“时代使然，使人们习惯给儒家泼脏水，康有为也是身上脏水比较多的，现在，到了改变这个习惯的时候了。”

    近一年来，弘扬传统文化，弘扬儒家文化慢慢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但如何弘扬，依旧是一个问题？干春松说：“有时候好心会办坏事，比如说之前引发很大争议的二十四孝问题，实际上，在那个教育水平普遍比较低的时代，这些传说本来是宣传的产物，那种感天动地的故事，更容易让人接受。但是现代人的教育水平早到了不相信天打雷劈的阶段了，再这样简单的照搬，肯定会引起怀疑甚至反感。其中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太懒了，照搬照抄，不加思考。另一方面，这些宣传的人们，本身是从那个和传统文化敌对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对传统的了解本身不够，甚至依旧抱有敌意，就成了这样的结果。所以，应该在公共文化教育中以各种方式加强传统文化的普及，同时，对于那些负有宣传之责的人，也应该加以培训。”

    另一个问题在于，即便没有产生误解，传统文化依旧很难照搬到现代，那么传统对于现代的关照，或者现代对于传统的安顿，究竟如何实现？干春松说：“这其实又回到了康有为，他在百年前，已经意识到，这一次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以往的所有变化都不一样，价值变了，社会的格局变了，社会生活、组织也全都不一样了。所以，要提出新的方案，一方面承续传统，一方面接纳新的东西。”

    从来没有万世不易的道理，干春松说：“有些人提出儒家提供一切核心价值，这恐怕不可能。即便是历史上，也不是这样，儒学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孔孟做了他们时代儒学对于社会的回应，程朱陆王做了他们时代的回应。今天的人们应该考虑的，是儒家要发展出什么样的义理，去和现代价值结合。当价值和观念在不断的竞争和融合之后，最终形成的，不是孔孟的理论，也不是程朱的理论，康有为的也不够完美，牟宗三的也不够完美，完美的期待还在以后，今天依旧是一个价值观念激烈冲突和融合的时代，依旧处在共识凝聚的过程中。”

    北京晨报记者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