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苍山”反复换、“襄阳”“襄樊”来回改，借用旅游景点名、争打“名人故里”牌……地名是记录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而近年来，一些地方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造成千年古名朝令夕改，历史古城频遭易名。

　　近日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在全国地名文化建设研讨会上表示，要抓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慎重更名，地名要“记得住乡愁”。参会专家指出，重视地名文化就是重视国家与民族历史，“任性改名”改丢的不仅是“乡愁”，更是整个民族的记忆。

　　现象

　　有的千年地名朝令夕改

　　近些年，一些地方出于各种目的，频改地名，甚至有些貌似方便、洋气的新地名、怪地名出世，部分蕴含人文韵味、精神图腾的老地名被挤下了历史舞台。

　　——借名牌效应开发旅游。借中国首个国家森林公园之名，1994年湖南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为靠向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笔下永恒宁静之地“香格里拉”，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2002年更名为香格里拉县，2015年又“晋级”香格里拉市。

　　名人、名企、典故也成为被“攀附”的对象。一些地方人士为本地积极动议：拟将贵州仁怀市改为“茅台市”，将河南鹿邑县改为“老子县”，将贵州水城县改为“夜郎市”。还有多地虽未改名，却争打“名人故里”品牌：曹操故里、墨子故里、徐福故里……甚至“西门庆故里”都被列入争抢名录。

　　——借行政区域规划变更“复名”。在部分辖区调整中，地名不断变更，而一些曾被改名的地区也借机“复名”。1950年起云南思茅地区先后经历了宁洱、普洱、思茅多个名称，2007年又更名为普洱市。而神农后裔封王处、“扼四方之襟要”的古城陕州，也因黄河水利枢纽工程被改称三门峡市。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湖北襄阳镇1950年与樊城镇合并后改名襄樊市，2010年又改回襄阳市，实现文化回归。屈原寓意“圣地”的名邑“兰陵”、关羽大意失掉的古郡“荆州”，也先后经历了“苍山”“荆沙”等往复更改，终得以重拾旧名。

　　——为讨吉利“祈福避邪”。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更改地名之忧》一文写到，有人以（江苏省）骆马湖谐音“落马”为由，要求改成“上马湖”。

　　不可否认，一些地名改后为当地带来红利。以张家界市为例，改名后该市知名度一路飙升。但复制“张家界模式”带来的不一定是成功，“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朱熹故里、徽商发祥地、明清社会文化缩影的水墨徽州，却在1987年被撤销，变成地级市黄山市。

　　针对部分地区出现的“大洋古怪重”等地名乱象，民政部副部长宫蒲光在会上指出，需深入开展整治，做好“乡愁”这篇地名文化建设文章。

　　专家指出，由千百年历史积淀形成的地名，不应以沉睡的姿态淹没于典籍，而应“活着”承载民族记忆。功利主义的短视目光，改掉的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历史积淀，更丢失了一个时代的记忆。

　　探因

　　改名可增加业绩拉动内需

　　徽州、陕州等地名的消失，只是中国多座古城易名的缩影。2014年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会议发布数据显示，1986年以来，我国约6万个乡镇名称、40多万个建制村名被弃。

　　“改名”并不专属城镇村落，一些老街区名也在快速消失。2013年民政部发布资料显示，1980年至2003年北京旧城改造中，胡同地名消失近40％。

　　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会长刘保全指出，社会对地名缺乏认知，保护意识淡薄，我国对古老地名随意更改或废止等问题时有发生。

　　“这是非常可怕的行政乱作为。”中南大学教授、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指出，有些城市管理者权力大、职位高，打着科学管理的旗号改名。也有专家指出，部分地方政府希望从改名中找到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契机，为己增添一时政绩。

　　除了增加政绩，改地名还能“拉动内需”。葛剑雄指出，改一个地名需新刻公章，制作新招牌和标志，印新文件袋、信笺信封、办公材料，或许还能增加就业岗位，甚至养肥承包商。

　　声音

　　民政部明确“慎重更名”

　　我国1986年就颁布了《地名管理条例》，要求地名管理应从历史和现状出发，“可改可不改的和当地群众不同意改的地名，不要更改”。其后民政部又出台《关于加强地名文化建设的意见》《全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方案》等政策措施。然而有专家指出，我国目前对地名命名和更改仍缺乏系统、强有力的保护制度和规范。

　　民政部副部长宫蒲光在全国地名文化建设研讨会表示，地名文化遗产要得到分类、分级、分层保护，坚持“地名要保持相对稳定”原则，慎重更名。

　　文/新华社记者 彭卓 黄小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