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出土的玻璃碗



云南祥云大波那墓地出土的铜仗首



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中杨价夫妇墓室出土的螭首金杯



湖北枣阳市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编磬的凤形底座

    经过专家的初评、公众投票和终评，“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9日揭晓。这里简要介绍十个项目，以飨读者。

    广东数十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广东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

    磨刀山遗址位于广东省西部云浮市郁南县。该遗址是广东省首次发现并经科学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旷野类型遗址。4个月的抢救性发掘取得突破性收获——这里是广东目前确认年代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这一发现填补了广东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将该地区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历史由距今13万年左右大幅提前至数十万年前，是广东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

    该遗址的发现既是岭南及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进展，为华南乃至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新材料，同时也为深入研究华南—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关系、区域人类起源与演化历史以及东西方文化比较等国际热点课题提供了重要的新契机。

中华文明起源的新发现——河南郑州东赵遗址

    东赵遗址位于郑州市高新区沟赵乡赵村与中原区须水镇董岗村之间，面积约100万平方米。这里发现了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二里头时期、早商二里岗期、两周时期文化遗存。该遗址考古学文化延续时间之长、文化序列之连续完整，在中原地区同类遗址中甚为罕见，将进一步完善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体系与文化谱系。

    在发现的新砦期城址中，有40个神秘的灰坑（即垃圾坑），其中埋有猪骨架、龟壳、人骨等。关于此类遗存的性质，专家或认为是仓储类遗存，或认为与祭祀有关。这类特殊遗存均为新砦期遗存或夏代早期的首次发现，具有重大学术研究价值；在发现的二里头时期城址的城墙基槽内发现一儿童骨架，应与祭祀活动相关，这一现象系同时期其他遗址首见；还发现一座二里岗期大型回廊式夯土建筑的基址，其规模仅次于偃师商城，足见其等级之高、性质之重要。

曾国考古学年代序列补全了——湖北枣阳市郭家庙曾国墓地

    郭家庙墓地位于枣阳市吴店镇，总面积达120万平方米以上。此次发掘共出土各类质地文物近1000件套，其中鼎、盘等有“曾子”铭文。该墓区为一处曾国公墓地，岗地最高处是国君墓和陪葬的大型车坑、马坑，以此为中心，其他中小型墓葬有序分布其西、南侧。

    国君墓早期曾被盗，但仍出土文物700余件（套）。其中音乐文物最具特色，主要有钟、磬、鼓、瑟及钟架、磬架、建鼓架。瑟、建鼓以及钟、磬架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实物。发现的大量金属饰件，如金银合金虎形饰（含金量约87%）、铜虎形饰等，采用了锤锻、模锻、冲孔等工艺，为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采用这些工艺的实证。铜虎形饰采用了鎏金工艺，是我国最早的鎏金实物。

    郭家庙墓地为春秋早期曾国国君墓地，与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文峰塔曾国墓地、擂鼓墩曾国墓群共同构建了曾国考古学的年代序列，为研究曾国历史与周代封国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这里才是洱海区域的文化中心——云南祥云大波那墓地

    大波那墓地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东南部祥云县云南驿坝。汉武帝在西南设置益州郡，益州郡下辖24县，云南县为之一，县治就在今云南驿坝。1918年，因县名与省同名，故改称祥云县，为“云南”省名之源。

    本次发掘清理墓葬25座，共出土陶、铜、石、木器等290余件。根据考古发掘得知，大波那墓地是滇西地区战国至西汉时期规模和分布范围最大、规格最高的一个墓地。研究证明，大波那是这一时期洱海区域的重要文化中心。本次新发现填补了洱海区域战国、秦汉这一时段考古学文化的空白，为构建这一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及探讨和研究洱海区域“昆明族”的文化和社会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探索成熟青瓷的起源——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

    遗址位于绍兴市上虞区上浦镇大善村，这里是曹娥江中下游地区。上虞禁山窑址是曹娥江流域汉六朝时期的典型窑址。本次考古新发现窑址60多处，时代基本集中在东汉时期，加上此前的考古调查，该区域内调查确认窑址200余处，其中东汉时期窑址近100处，三国西晋时期窑址60余处，为建立成熟青瓷起源过程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本次共发掘面积800平方米，其中3条窑炉均为龙窑，保存较为完整。出土的产品标本均为成熟青瓷器，种类丰富，包括近30种器形，胎釉质量高，装饰华丽，制作与装烧工艺成熟而高超，代表了成熟青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在同一窑址内发现不同时期的窑炉遗迹，这在早期越窑青瓷的发展史上尚属首次。

找到打开象雄文明的钥匙——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

    墓地位于西藏阿里象泉河上游地区。其中，故如甲木墓地是阿里地区所见的最大规模的墓葬群，包括8座象雄时期墓葬和3座吐蕃时期墓葬。从墓葬形制、规模、出土遗物等方面判断，这里很有可能是一处象雄部族贵族墓地。

    曲踏墓地的年代在距今1800年左右。发掘的5座并列的墓葬，都是罕见的带竖井墓道的洞式墓，竖井深达5米。墓室的形制很有可能是模仿当时的洞穴居址修建的，墓室内还根据活人的生活需要进行功能分区，墓室结构与古格时期普遍流行的穴居遗迹非常接近，对于考察象雄时期建筑形式及其使用的详细情况提供了参照。随葬品种类特别丰富。由于一些出土遗物的材质和样式并非阿里本地所有，可推测，在象雄时期，这里就与新疆，甚至中亚、印度发生过文化交流。

隋代的国家粮仓——河南隋代回洛仓与黎阳仓粮食仓储遗址

    隋代是我国古代大型国家粮仓建设的顶峰时期。这些粮仓对隋朝的兴衰起到巨大作用，其中回洛仓和黎阳仓更成为隋末政权争夺战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著名战略因素。

    回洛仓遗址位于隋唐洛阳城北1200米，废弃不晚于初唐。经过较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和考古发掘确认：整个仓城仓窖数量在700座左右，远超文献记载中的数量，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仓窖数量最多的古代粮食仓储遗址。隋代黎阳仓遗址位于河南省浚县城东关大伾山北麓，废弃于唐初，目前已探明储粮仓窖90多座。考古发现表明，五代至北宋时期在废弃的隋代仓窖之上，另建有大型地面官仓建筑，这与文献记载相吻合。

    回洛仓遗址的发掘，展示了隋代都城具有战略储备和最终消费功能的大型官仓的储粮规模和仓窖形制特征；黎阳仓则显示出依托黄河和大运河而具有中转性质的大型官仓的形制特征。

欧亚草原商品博览会——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

    伊和淖尔墓群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伊和淖尔苏木宝日陶勒盖嘎查东北5公里处，海拔1260米，周边为典型的草原地貌环境。

    本次抢救性考古发掘的5座北魏墓和1座辽代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如陶罐、漆器、玻璃碗、金头箍、金链、兽面纹鎏金铜铺首等。

    伊和淖尔墓群地处北魏六镇及北魏长城沿线，是目前在国内发现的纬度最北的北魏墓群。这些墓葬分布集中，排列有序，规格较高，显然是一处家族性贵族墓地。墓葬结构、木棺、陶器、漆器的造型图案，均具有鲜明的鲜卑文化特点，但金属器的工艺和造型图案却又表现出欧亚草原地区其他民族的一些文化特点，甚至有少量遗物为中西亚舶来品，说明该族群利用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西亚、欧亚草原建立了一定的商贸联系，或由这些地区迁徙而来。伊和淖尔墓群的发掘，为研究北魏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边疆历史及民族关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材料，是近年来我国边疆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

中国好炉子——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

    大庄科矿冶遗址群位于北京市延庆县大庄科乡。遗址群主要由矿山、冶炼、居住及作坊遗址等构成，从采矿到冶炼的遗迹，再到冶铁工匠工作、生活、居住的地方，遗址类型比较系统、丰富。

    大庄科矿冶遗址群是目前国内发现的辽代矿冶遗存中保存冶铁炉最多且炉体保存相对完好的冶铁场所，其基本形貌清晰可见。遗址群位于辽南京附近，历史上是宋辽之间战场前沿地带。大庄科矿冶遗址群既可能是生产兵器等军用产品的场所，也可能是冶铁技术自中原地区向边远地区传播的证据之一。辽灭国以后建立的西辽国，是中国古代生铁技术向西方传播的重要力量之一。对于大庄科矿冶遗址群的综合研究，将深化冶铁技术交流与传播的研究。

土司夫妇的奢华生活——贵州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

    墓地位于遵义市东北约20公里的新蒲新区，发现形制特殊且保存完整的大型高等级大墓，出土大量金银器及相关随葬品，是贵州土司考古继海龙屯遗址之后的重大突破。

    明初第一代播州土司杨铿夫妇墓、第29世土司杨烈夫妇墓均已被盗，仅残存少量陪葬品。但通过杨铿墓中的墓志铭，考古队找到了未遭盗掘的、播州杨氏第14世土司杨价夫妇的墓。目前已在头箱和棺椁间出土精美金银器80余件。这些器物代表了当时金银器制作的高超水平，是深入认识南宋时期的丧葬礼仪和宋代金银器制作工艺、艺术及交流的重要材料。

    （本报北京4月9日电 本报记者 李韵） 

记者观察

主动性发掘、多学科结合呈上升趋势

本报记者 李 韵

    记者注意到，本次参加终评的25个项目，呈现出一个显著特点——主动性发掘项目较以往大幅度上升。这与各级财政加大对文物保护工作经费支持力度、考古工作资金不断得到充实是分不开的。各级考古科研单位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和工作需要，积极谋求转型，将工作重点逐步转向科研、保护。国家文物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共有29个省、区、市开展了近200项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有力推进了学术研究，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文化面貌认识，史前社会复杂化、文明化背景探索，手工业考古发现，帝陵布局、都城制度演变，佛教考古、船舶考古等关键问题上，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据记者统计，本次“十大”中主动性发掘者占绝对多数，除广东郁南磨刀山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以及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两项外，其余8项均是配合保护或课题研究而进行的主动发掘。

    本次“十大”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多学科结合、新科技运用成为普遍方式。听过进入终评的25个项目的汇报后就不难发现：绝大多数考古队伍都运用了现代测量和定位技术掌握遗存对象的空间分布，建立遗址分区、记录系统和地理坐标系统；全站仪、激光测距仪等测绘设备与技术运用广泛，部分项目还通过与专业测绘机构合作的方式应用激光三维扫描技术，建立或复原了发掘对象以及遗址整体的三维系统。

    本文配图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