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小叶

　　“你来吧。”

　　得知采访意图，谢辰生迅速地、言简意赅地答应了。但他又说，最近不行，手头还有些事要处理，于是我们又另约了个时间。

　　直到最近，在北京三环北面一栋建造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公房里，记者终于见到了谢老。这个小区位置偏僻，寂静无人，在冬日的午后，惟有风声不绝于耳。

　　谢辰生的下楼声打破了岑寂。他一手提着一袋垃圾，一手扶着楼梯的栏杆，背弯成虾米状，趿着鞋，正一步一蹭地下着楼。即使先前知道谢老已有93岁高龄了，但眼前的这一幕仍让人不由心酸。抬眼看到记者，他呵呵一笑：“我下去扔个垃圾，一会儿进屋聊。”

　　这便是被称为“国宝卫士”的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的生活现状。他住在这栋老式居民楼三楼的一间一居室里，由于四处堆放着书报和资料，显得格外狭窄。窗边一张大书桌占去了房间的一半空间，里面也高高地堆着一叠叠资料，书桌的一角还摆着两个笔筒，里面有数十支粗细不一的毛笔。

　　尽管年事已高，又带癌生存多年，但谢辰生自觉身体还行。唯一退化得厉害的是视力，看材料吃力，他就让年轻的志愿者从网上下载好材料读给他听；但给相关领导的信还是得坚持自己写，前段时间就在忙这件事——根据谢辰生统计的数据，仅从2010年来，全国就有40多个城市启动古城建设项目，累计投资超过4900亿元，规划占地超过194万亩。

　　“文物搭台、经济唱戏，但在相当多的地方实际上是要利用文物为房地产开发服务。”调查结果出来以后，他一手持毛笔，一手握着放大镜，花了一个星期时间，以端正的小楷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长信，表达对这股重建之风的忧虑。

　　半个多世纪来，谢辰生一直保持着写信的习惯。文革期间，他起草《文物保护倡议书》，给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写信，大声疾呼要划清文物与“四旧”的界限，以惊人的勇气，在疯狂的年代里挽狂澜于既倒；改革开放后，他数度提笔，致信领导人，直接或间接地挽救了不计其数的文物古迹；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然坚持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奔走呼吁。

　　谢辰生这一生，犹如挂在他书房墙上的一副对联所总结的：“平生只做一件事，热血丹心护古城。”

　　刹住“古城改建”之风

　　“问题太严重了。”当谢老把记者接到书房坐下后，开口第一句，谈的仍是文物。

　　他出示了一沓材料，“韩城古城改造项目，2011年启动，规划占地62.24公顷”；“开封计划4年重造宋都汴京，2012年启动，规划占地20平方公里”；“扬州神居山旅游度假城项目，2013年启动，规划占地8平方公里”……

　　重建工程如此名目繁多，除了对古城镇本身的改造与重建，还有附于其上的各类产业园、创意园、旅游项目等，在这个过程中，“拆古建新”、“拆真造假”的现象相当普遍。

　　其中最让人痛心的，莫过于有着超过1500年历史的韩城古城被拆。在此之前，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曾花了两年多时间，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了一次普查，发现绝大部分的古城镇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破坏。在这份名单中，陕西韩城曾被认定为唯一保存完整的城市，需要公开表扬，但就在这个调查结果要向社会公布之时，韩城也被破坏了。尽管住建部紧急叫停，但为时已晚，古城有八分之一已被拆除。

　　“现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没有第二个像韩城这样保存完整的古城了，损失太大了。”谢辰生说。

　　从事文物保护六十多年，谢老一直不遗余力、一件一件地抢救着文物。但这一次，他决心要从源头“刹”住这股改建之风。

　　这股风行全国的古城重建之风的源头，是“曲江模式”。“曲江”一名，得来于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从本世纪初开始，“曲江模式”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通过一系列大策划、大融资、大手笔，创造了大雁塔北广场、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法门寺景区、楼观台道文化展示区等全国瞩目的旅游项目。

　　“曲江系”发展如此之快，与当时的一项决定不无关系：西安地区一些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批准后由文物管理部门转交曲江管委会管理经营。此后十余年，围绕西安部分知名古迹的大规模圈地造景运动就开始了。

　　被概述为“依托文化遗产整合历史资源，通过创意、包装和策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带动其它产业部门的发展，最终提升城市价值”的“曲江模式”，在谢辰生看来“就是在古迹上盖园子”：“好比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里面的园子又是唐代的又是汉代的，把原来的古迹完全破坏了。”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曲江模式”都被视为城市发展的先进样本。2007年，曲江新区成为首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之后，“曲江模式”出书立著，迎来多批外省官员前来“取经”。直到2010年，项目推进所暴露的文物破坏等问题，才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2010年，《人民日报》曾发表《西安曲江模式：曲径通“优”还是通“忧”》一文，对此提出了质疑。文章提到，“曲江模式”的实质是低价圈地、高价卖地，其恶果是掀起大规模圈地造景运动。而大明宫遗址保护项目的规划展示中也显示，除了几个博物馆类项目外，其余全是商务楼、宾馆和住宅小区。

　　“这种做法既违反了文物保护的原则，也违反了文物保护法的规定。”谢辰生说。

　　除了文物保护本身，谢老着重强调了两点：第一，古城古镇如此大拆大建，已经有可能冲击18亿亩耕地红线，危害国家粮食安全；第二，在拆建过程中可能影响到老百姓利益，有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隐患。

　　“不能孤立地谈文物保护，否则没人听。”谢老说，这是他长期工作中摸索出来的方法，“世界上万事万物都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你得找到那个门道。”

　　如他所料，这封信送出后不久，中央领导就作出了重要批示，要求国家发改委就古城镇现状的摸底调查，征求各部委意见。如今，谢老正等待着相关政令的发布，刹住这股“古城改建”之风。

　　一生致力于文物保护

　　谢辰生走上文物保护之路，最初是缘于郑振铎。

　　谢辰生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嗜书成癖，《说文解字》、《文心雕龙》、《何氏物语》、《唐文粹》等悉数收藏，祖母亦善书能文。谢辰生幼年与堂兄一起生活，而他的堂兄正是我国著名明清史和版本目录学专家谢国桢，耳濡目染下，谢辰生自小便爱好文史。

　　“那时家里来来往往的熟人，都搞历史，哥哥也喜欢收集善本书。于是我便也对文物产生兴趣了。”谢辰生说。

　　1946年春，谢辰生随堂兄赴上海购书时结识了郑振铎。这段机缘，使年轻的谢辰生有幸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当时，他受郑振铎和徐森玉的委派，帮助整理、编目、校对了一系列著述，包括《中国历史参考图谱》、《韫辉斋名画记》、《域外所藏中国名画集》等著述。谢辰生将这一年算作自己正式跨入文物大门的日子，在此之后“除了上朝鲜战场打过一次美国鬼子”，再也没有离开过。

　　1949年11月，郑振铎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他把身为秘书的谢辰生叫来北京，说：“你搞文保工作吧，这事比研究更重要。”

　　那时新中国刚成立，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年轻的谢辰生被委以重任，他执笔起草了一系列法令，以抢救饱经战争摧残的文化遗产，阻止文物被盗、流失境外。《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保护古文物遗址的指示》等中国首批法令，便是在他的笔下成文的。

　　文革是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经历的第一次重大考验。当时，红卫兵上街抄家、扫“四旧”，不少文物被毁坏，各地频频告急。但不幸中的幸运在于，红卫兵的破坏对象仅限于零星的文物，大型文物建筑基本上都被抢救下来了。

　　“红卫兵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是有分歧的。比如西湖灵隐寺，一部分红卫兵要砸，另一部分说是文物，不能砸，于是就守在里面对峙。后来打电话给中央，总理说，不能砸。于是便被保下来了。”谢辰生回忆说。

　　面对这股狂潮，谢辰生的态度一直很坚定。早在1964年文化部整风时，他就给时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谢辰生表达了对“把一些文艺方针完全套在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上”的反对和担忧，他说，文物保护是一项很特殊的工作，“保护文物时，‘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是不适当的，‘政治标准第一，学术标准第二’也是不合适的”。他还提出，文物是史料，是说明历史的实物例证。那些说明阶级斗争的文物，比如上饶集中营、中美合作所，还有一些卖身契、叫歇碑，都亦可作为“反面的实物例证”教育下一代。

　　“划清文物与‘四旧’的界限，不砸可以作为反面教材、历史见证的文物。”到了文革时期，谢辰生也对红卫兵采用了这种巧妙的说辞。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召集了北京的一批专家，布置保护文物的任务。在这次会议上，谢辰生接到任务，执笔起草《文物保护倡议书》，不久后被发放到群众中，此后集中破坏文物的现象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破坏的规模，当时觉得很多，现在回过头来看，就不多了。”谢辰生说。事实上，新中国以来，对文物的破坏真正冒头是上世纪80年代，并在1990年代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改革开放后，金钱使人心改变了，盗墓、文物走私开始猖獗起来。“以前老百姓挖出东西送给国家，觉得很光荣，得到一点物质或精神的奖励，就高兴得不得了。结果80年代之后，钱一上来，不得了了，‘要致富挖古墓，一夜挖个万元户’。这对比就非常明显了。”谢辰生说。

　　而如今不少地方的古城古镇改建则是对文物破坏的第二波高潮。“房地产开发对古迹破坏之严重，已经不是建国以后的问题，而是亘古以来从未有过”。谢辰生说。

　　耄耋老人的“初心”

　　退休后的谢辰生反而越来越忙。如今，93岁高龄的他仍然有处理不完的公事，常常到夜里12点多才能休息。平日里，他多半坐在书桌边，看材料、接电话，几乎成了民间的“文保热线员”。谢辰生是新中国《文物保护法》的起草者，深知相比西方，我国的《文物保护法》更原则，因而“更重要的是有人坚决贯彻执行，在这里领导人是个关键”。因此，多年来，他始终不厌其烦地上书。每一封以小楷写成的信件里，谢老文辞朴实、凿凿有据，信中常见老人一片赤诚之心。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这样评价他：“在一次次呼吁、一封封上书中，许多文化遗迹、名城街区得以存世保全、传承后代，许多错误做法得以及时纠正、惠及后人。在孜孜不倦的奉献中，在鸿雁往复的传递中，先生与中央领导、有关部门的书函信札积累日丰，已然成为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与文物打了一辈子交道，谢辰生自己却两袖清风，安心蜗居于方寸陋室中。他自认为求仁得仁：“我与这个时代是不合拍的。因为我尽说不好听的，谁都想听好话，可从我这里听不到。”

　　他的“不合拍”来源于血液中的理想主义。这么多年过去了，无论世事变化几何，谢辰生仍然秉承着“初心”。

　　“我出身不好，可我是想革命的。当时选择共产党，不仅是感情上的原因，而是经过理智思考的。因为我自小学习历史，而历史对人的观念始终是有影响的……”他仰起头，白发在阳光下闪着光，“我从小就背‘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背‘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外户而不闭，路不拾遗，是为大同。’学历史的人会忧国忧民，会想要让每个人都过得好，后来听说有共产党，了解过共产主义的理想后，我心想这不就是为人民服务吗？我难道不应该为了这份理想奉献终身吗？”

　　人物小传

　　谢辰生：历任国家文物局秘书长、顾问，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等。新中国文物法规制定的主要参与者和执笔人，也是新中国文物保护的重要组织者和见证人。参与了战时文物清理工作，并协助郑振铎编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甲午以后留存日本文物目录》等；曾主持起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前言；1995年退休后仍在为保护文物不停地奔波。现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

　　“文物保护不是文化产业”

　　文汇报：为什么近年来古城古镇重建之风愈演愈烈？

　　谢辰生：破坏的根源就是一切向钱看，这个倾向现在是极端的普遍。

　　保护古城其实都是有规定的。《文物保护法》自1982年公布以后，一直到现在，经过几次修订，基本要求是没有问题的，都规定了什么情况该怎么做，什么不许做，什么是违法的，都清清楚楚。所以现在开发古城镇的模式本身就是违法的，他们搞的两个东西：旅游开发、文化产业，实质都是为了推动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开发对文物保护来说是百分之百有害。

　　所以对文物保护最大的制约就是经济利益。我一直呼吁要警惕两个东西，一个是文化产业，一个是旅游开发。我们必须科学界定文化产业的内容，比如文物保护是文化事业，不是产业，你把文物拿去经营是违反《文物保护法》的。

　　文汇报：现在的文物保护现状如您所说，“有法难究”。在很多地方，文物局都是弱势部门，怎么办？

　　谢辰生：是啊，顶不住。如果把权力放在笼子里，真正能够依法办事，那就好办了，可现在有时候依法办不了事。比如我是文物局局长，可我们这个地方是书记说了算，你跟书记顶着，你明儿甭干了，怎么办？没法子。就是你敢顶，还真有你甭干了的情况，这问题就麻烦了。

　　如果就古城镇保护征求我意见，我一定会说，一定要确认“曲江模式”是错误的。他们可能会说曲江这个案例是不对的，可是你必须提高到模式的高度，因为这个模式到处宣传，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事儿？

　　文汇报：有人认为，中国历史建筑这么多，如果为了保护而不进行开发，可能在城市发展上会有问题？

　　谢辰生：这是观念上的错误。必须认清保护就是发展，发展指的是全方位的发展，社会全面的发展才是发展，突出一个东西不是发展。经济是要发展的，但是其它方面不配合，经济也发展不好。我认为发展是几个方面的建设，你哪一个也不能去掉，否则你的发展就是畸形的。所以一定要协调好，发展当中具体项目是会出现矛盾的，那时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处理。

　　比如北京要发展公共交通，地铁是第一位的，但你说为了让地铁穿故宫，拆故宫行吗？不行。因为故宫是世界的遗产，你地铁可以绕啊，那地铁就服从了文物保护。所以不是发展和保护有矛盾，而是具体项目上有矛盾。到具体项目上你就要权衡，重要的要服从更重要的。你看三峡，里头文物多了，全保护了，三峡别干了。可是我也不能让你把三峡的文物全弄坏了，我得发掘、保护、迁移，而你得给我经费和时间啊。还有最重要的不能动的文物，就是不能动。比如白鹤梁，你花多少钱也得给我弄，因为它动了就没有价值了。后来白鹤梁搞出来了，而且还成了亮点了。

　　文汇报：一辈子都在保护文物，您认为文物保护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谢辰生：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很清楚，要记住乡愁。人民热爱自己乡土的固有积极性，是可以通过文物调动起来的。很多时候还是人的思想有问题。为什么几千年中国能有今天，不就是靠传统文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