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中国百年以来一直试图学习西方，但反观民族自身深厚的文化积淀，从中获得精神和思想的养分，似乎更为重要。在中国开始急速成长为“世界工厂”的今天，《天工开物》穿越了近400年的时空，其所体现的东方自然观和技术观，应该再次引起我们的反思和重视。

　　——黄永松(台湾)

　　《六个字母的解法》把目光锁定在纳博科夫的剑桥求学时期，囊括了20世纪初期李约瑟、贝尔纳、沃丁顿、普利斯特利、奥威尔、艾略特、哈耶克、徐志摩、萧乾等，一群彼此独立又相互交集的剑桥名士，被“六个字母”串连成网。

　　——董秀玉(北京)

　　黄永松：

　　刚刚过去的周末，海峡两岸的文化名家黄永松和董秀玉联袂来到了成都，在成都方所就“民间文化和艺术的守望与复兴”话题展开对谈。一位是台湾《汉声》杂志创办人，一位是《三联生活周刊》创始人，两位出版界大腕最近在读什么书？来听听他们的分享。

　　黄永松：

　　《天工开物》是一部埋没了300年的伟大著作

　　应再次引起我们的反思和重视

　　72岁的黄永松，满头银发，神采奕奕。穿着宽大的土布对开襟长衫侃侃而谈。这位谦和的老先生，创办《汉声》杂志四十余年，是台湾编辑界教父级人物。直到现在，他仍然没有停止自己的工作。

　　黄永松说，读书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因为工作的关系，他更偏好民族类、古籍类的图书，“从墨子到老子，再到管仲，这些古籍是必读的，反而西方著作读得少些。”黄永松笑眯眯地说起个人的阅读喜好，“野史读来颇为有趣，各地的地方志也不能错过。”

　　长期从事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的黄永松，对明代著作《天工开物》情有独钟。这部由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1637年出版的伟大著作，系统地记载了明代以前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与经验。“在明代，我们的GDP是全世界最高的，我们的创意产品、我们的品牌那个时候是全世界最好的。”

　　“1637年是很奇特的一年，这一年在东西方同时出版了影响人类的两本书，但这两本书的命运非常不同。1637年，欧洲近代哲学的奠基人、理性主义的奠基者笛卡尔，出版了《方法论》一书。这本书被认为是近代哲学的宣言书，树立起了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大旗。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开始，西方完成以科学实践为契机的产业技术革命，揭开了世界近代科技革命的光辉篇章，成就了今天所看到的西方世界。”

　　遗憾的是，中国的《天工开物》问世三百年来却没有引起中国人足够的重视，反倒是传播后促进了日本和欧洲的发展。早在17世纪末，《天工开物》传到了日本，作为日本生产技术的基础图书，在日本各藩的“植产兴业”中被奉为指南。当时日本人往往苦于自身工艺技术的落后，无法生产和中国货媲美的产品，得到《天工开物》，他们如获至宝。

　　两百年后，1837年，法国汉学家儒莲把《天工开物·乃服》的蚕桑部分，加上《授时通考》的蚕桑篇，译成了法文。“丝绸制品自古就是中国的优势贸易产品，他们想要学习和突破。当时欧洲蚕桑技术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因防治疾病的经验不足，导致生丝大量减产。《天工开物》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养蚕、防治蚕病的完整经验，对欧洲蚕丝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黄永松看来，《天工开物》强调以民生日用为技艺的第一要素，这种重视民生日用和物品功能的思想正是艺术设计的出发点。百姓的日常生活所用就隐含着“道”，人的生存之道就是解决问题，能够很好活下去，这里所谓的“道”，正是从事工业设计的设计家应该追求的。

　　“宋应星用‘天工开物’概括他的科学技术观和天人合一的东方科学哲学观，天工即巧用自然之力，开物即创造出人工之物。强调二者之间的配合与协调，但在开物的过程中则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必须合用人力与自然力二者来开发。”黄永松谈道，“古老中国百年以来一直试图学习西方，但反观民族自身深厚的文化积淀，从中获得精神和思想的养分，似乎更为重要。在中国开始急速成长为‘世界工厂’的今天，《天工开物》穿越了近400年的时空，其所体现的东方自然观和技术观，应该再次引起我们的反思和重视。”

　　整理中国编结艺术 他命名推广了“中国结”

　　近年来，“中国结”红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而黄永松正是“中国结”的命名者。1980年，为整理中国传统古老结艺，黄永松向无数的老奶奶学习编结法，从最常用的纽扣结、老床帐钩下的结饰，到故宫珍藏的玉如意挂的结饰，发现中国流传的结艺众多，但非常零散，黄永松和同事们对此进行程式化的整理，将中国编结艺术总结成11种基本结，14种变化结，并总结将其命名为“中国结”，出版《中国结》系列丛书，从此“中国结”的名字传遍全世界华人区。黄永松开心地说，“这是民间技艺结合传统与发展最成功的例子。”黄永松近年踏遍大陆的偏僻村野，希望赶在现代化脚步未摧毁大量传统民间文化之前，构建一座“中国传统民间文化基因库”。

　　董秀玉：

　　《六个字母》串联起剑桥名士

　　用侦探小说形式写成的学术研究

　　前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三联生活周刊》创始人董秀玉，在图书出版行业奋战了50年，年过七旬，仍不舍离开，始终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看图书业风云变幻。从三联退休后，仍心系出版，精心策划了杨绛先生的《我们仨》等图书。说起自己的阅读经验，董秀玉谦虚地摆摆手说，“其实我的经验并不足以推荐给读者。”她笑称自己“口味太杂，不成体系。”

　　作为出版人，多年来养成每天读书两三个小时的阅读习惯，市面上的新书多半都会读，类型题材涉猎广泛，小说、传记、学术著作，对类型没有挑剔，比如欧阳江河的《凤凰》、刘禾的《六个字母的解法》等都是她喜欢的作品。“最近正在读的《六个字母的解法》，是本有趣的学者小说。”

　　《六个字母的解法》作者刘禾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六个字母的解法》中，六个字母是来自人名Nesbit，音译为“奈思毕特”，他是纳博科夫自传中的化名人物。刘禾把目光锁定在纳博科夫的剑桥求学时期，囊括了20世纪初期李约瑟、贝尔纳、沃丁顿、普利斯特利、奥威尔、艾略特、哈耶克、徐志摩、萧乾等，一群彼此独立又相互交集的剑桥名士，被“六个字母”串连成网。书的氛围悬疑推理，但并不跌宕紧张。既像悬疑小说，又似亲切的散文。从创作手法上来说，是一项文学实验。《六个字母的解法》在主体构架上采用了侦探小说的形式，但它本质上仍是学术研究，作者不时穿插其中的文学观点则又带着随笔的风格。这种新颖的写作方法既保留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求真的要求，同时克服了传统学术著作的枯燥乏味，尤其对于学术圈外人，更是大大提升了作品的阅读兴趣。

　　虽然对内容没有挑剔，但她对阅读的媒介却有着偏好，她表示，一向只喜欢读纸质书：“纸质书更适合思考，而电子书总是读了也记不住。”多年的出版人生涯，让董秀玉对图书的装帧也十分重视，曾要求手下的美编通读全稿才着手装帧设计。“这是对作者最好的服务，也让读者舍不得不买。”她笑说，当然装帧的风格要符合书的情感、内容、温度。浸淫图书行业50年的董秀玉，曾说编辑是值得做一辈子的职业，“因为每一本书都是新的，总能收获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