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周一波在《人民日报》刊文，批评某些领导干部挤进艺术协会兼职当领导现象。文中称：“希望领导干部从我做起，自觉退出各级书画协会主席团，推动建立书画事业发展的新机制、新常态，共同携手构筑起没有‘雾霾’的艺术天空。”12月7日，周一波辞职。本期“茶座”邀请了5位专家探讨这一事件背后的深层问题。

    陕西省书法家协会曾经爆出过64位领导的闹剧。据你了解，某些领导干部挤进艺术协会兼职当领导的现象是否很普遍？

    陈传席：书协有一个主席、两个副主席就够了，陕西书协64个人当官，本身就是一个笑话，是集体无知，非常无聊。领导当了一辈子，退下来就好好休息。你如果真正是想从事艺术，一个人清闲下来在家写字画画是最好的状态。你一当官就得到处给人办事，反而影响你的艺术学习和创作。真正想搞艺术的人，他不会想当这个官；想当官的，往往心思不在艺术上。当了一辈子官，老了退下来没有官当，还有官瘾。书画界不受年龄限制，他们就挤到这里来。这批人是无聊、无知。

    张瑞田：两年前陕西省书法家协会换届之事，可谓出尽洋相。为此，我曾写过一篇《书协究竟是什么组织》的文章予以抨击，其中谈道：“书协究竟是什么组织？望文生义，书法家协会应该是一个地区书法家进行艺术交流、创作实践、学术研讨的社会团体，肩负着人才培养、繁荣书法艺术的重任。然而，曾几何时，书法家协会的功能变味了，官僚气驱逐了文人气，一天比一天更像一个官场……在这里，真正的书法家日渐稀少，那些有一官半职的人蜂拥而至。”

    薛元明：陕西书协爆出这样一个丑闻，对于传统文化底蕴极其深厚的三秦大地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官员挤进艺术协会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从中国书协到市县一级的书协，例子比比皆是，每逢换届总会出现一波又一波丑闻。

    马啸：本来，一个省级艺术协会主席的上任与退任，并不是一件值得格外关注的事。但周一波宣布辞去陕西省书协主席一职之事，不仅在书坛掀起轩然大波，也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就是这个省级书协，两年前的换届竟“选”出了64人的领导班子，这是一个超出当今几乎所有人想象力的数字。而在这其中，起码有10人是本省多个要害部门的官员。“坑多、陷深、水脏”，有人这样描述当前中国艺坛普遍存在的丑恶现象，此看法虽有些过激，但也不无道理。我们必须正视当前书坛被权力与金钱侵害的事实。

    雒三桂：“官而退则艺”在中国太普遍了。查查他们的个人履历就可以知道占多大比例。因为利益太大了，一到换届，英豪们各显神通，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坊间传言很多。至于书法水平，当然有不少人还过得去，但绝大多数属中不溜，会写字而已，如今却在书协当领导了。艺不配位，招人非议很自然。

    相对于各级美协来说，进入各级书协的领导更多。“官而退则艺”是出于什么动机？艺术的门槛是不是越来越低了？

    陈传席：为什么当官呢？一是出风头，二是好卖字。各级书协也希望退休官员加入，退之前就找好了，因为他们手中有资源，可以利用。贪污几个钱是小腐败，更大的腐败是滥用权力做不利于国家的事情。

    我觉得，退休的官员连书协都不应该参加。他们如果喜欢写字，可以让真正懂字的人给他们辅导辅导，偶尔组织一个“将军书法展”什么的，自己玩玩是可以的。

    马啸：官员热衷于在各种艺术机构中任职，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寻租现象。在这里，官员的行为虽然并不是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但由于当今的艺术界与市场发生着紧密的关联，所以官员们一旦在艺术界获取了某种头衔，凭其在社会上的威势，其手头的笔墨极容易转化成商品，而且是高价商品。当代书法与绘画可能缺失许多东西，如技法、文化、内涵等等，但是在我看来，最根本的缺失是操守的缺失。

    张瑞田：大量的现任官员、退居二线或退休的官员到书画组织担任领导职务，就像周一波所说的同雅贿、贪腐和敛财有一定关系。一方面，书画组织需要这些人手中的实际权力或隐性权力，为书画组织的工作提供便利条件；另一方面，到书画组织兼职的领导干部，也会借助书画组织的专业形象，实现自己的艺术梦和金钱梦。

    像美术、音乐、舞蹈、写作等，这些行业入门的判断标准和检验的体系较为严格，有较高的专业限制和要求。例如，美术领域涉及院校教育的素描、色彩创作，对于作品的评价有很完整的界定，业余的创作者要进入其中，还是很难的。再比如作家协会，原来作协的入会标准是出两本书，因为现在出书可以买书号出，所以作协的入会标准也改革了，要求入会者在专业期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但书法的情况好像不太一样，虽然不能说书法的门槛不高，但是检验它的标准似乎更趋于大众化。书协官员很多是写材料出身的，像周一波、陈绍基、张学群，他们都是“字优则仕”，逐步发展的。我认为，不能说把硬笔书法转换到宣纸上就是书法，一些书协官员的书法水准是业余的，业余书法爱好者不是不能当主席，而是要看他能不能为广大会员服务。

    薛元明：总的来说，为了名利，以附庸风雅的名义来获取名利，更爽更隐蔽。有些官员等不到退休就挤进书协。国人习惯“以吏为师”，所以有人开玩笑，官员退下来有两件事：一是开始说人话，二是开始练书法。现在很多老干部挤进书法大军，出现“老干部体”，几乎就是狗皮膏药，人见人厌。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有的人没有调整好，难免出现失落感，书法似乎可以弥补这种失落感。练书法可以显示自己的“才干”，可以继续听到赞美声，而且还时不时有“红包”奉上，可谓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

    目前书协的门槛最低，因而最混乱。舞蹈、音乐、建筑都是有专业要求的，一般人不敢随便乱说话，甚至美术圈比书法圈也稍微好点。现在所谓的书法家，只要会抓毛笔就行，写的和别人不一样就是个性。胆子大、脸皮厚就能当书法家。书法也因此出现了突破“底线”的问题。

    雒三桂：当然不能否认有不少领导干部出身的人非常喜欢书法，字也写得不错，平时就有不少写字的朋友。退休了，不再为行政事务操心，跟同好一起写字是完全可以的。但在职而当什么书协领导必然分心，退休而挤占书法家们的位置，就不是爱好的问题了，归根到底都是钱闹的。以前书画市场还没有起来的时候，很少听说官员去抢书画协会的领导来当。如今不同了，国人艺术修养普遍低下，买字的分不清好坏高低，只能看官位大小，所以位置就意味着金钱。

    历史上，官员艺术家历来多有，比如颜真卿、苏东坡、赵孟頫，甚至皇帝宋徽宗本身也是艺术家。不能因为他们身居高位就否认他们的艺术成就。而现在的官员艺术家往往值得商榷。古今的差别何在？原因是什么？

    陈传席：颜真卿、苏东坡确实是当官的，古代的官员写字都很好，这几个人是更出色的。古人从小写毛笔字，书法有童子功是很了不起的。字写得好，学问做得好，个人气质就不一样。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制，选拔人才第一条就看书法，如果书法不好，你的道德再高、文章再好，也不会被选拔。颜真卿、苏东坡为人正直，一心为国家着想，九死而不悔。现在的一些官员，没什么学问，也写不好字，脑子里是名利思想，怎么能和他们比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叶剑英的字都好，即使当时有书协，他们也不会加入。于右任当过检察院院长，是大书法家，他也从来不会挤到艺术界去。

    薛元明：如果陕西书协主席们的水平和苏东坡的水平一样，就是640人也不多，关键还是水平问题。但多半官员领导的书法水准令人不敢恭维，把整个书协的含金量稀释了，使真正的书家湮没在“书官”群体中。

    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等人都做过官，而且都是大官。但过去是“书而优则仕”，存在一个配套的科举机制，现在多半是“仕而优则书”，书法已经不是评价标准，因为整个社会行业化、专业化，书法被压缩在一个圈子里，社会人一知半解很常见。过去是人文社会，书家是文人，也是诗人，现代社会分工更明确，带有专业性，讲到修养仍是一致的，知识人、文化人，但过去的人文社会侧重“文”的因素，诗书画印等等都是相关的，现代社会则有金融、物理、化学、营销等专业，跨度很大，隔行如隔山，没有通才的能力，就不是跨界，而是越位。因为“术业有专攻”，所以古今书家水平落差很大。

    也许站在“书官”的角度讲，觉得整个社会，尤其是专业书家，对于官员身份过度敏感，有些委屈。官员也是人，官员难道不可以练书法？这话看似有道理，其实不然。作为官员，有很多事是不能做的。就好比老师，为人师表，需要注意个人言行和仪表，因为个人职业具有“特殊性”。官员要避免利益输送的嫌疑，就只能明确规范，以正视听。再者，现代社会分工很明确，“在其位、谋其政”，官员的主要职责是解决民生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书法是个体化的，涉及个人修养，与GDP没有直接关联。而且练书法是非常消耗精力的，官员们想锦上添花未尝不可，但想要两全其美非常难，当以大局为重。大多数人都不是通才，且分身乏术，没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书法，就不要来蹚浑水，给自己添麻烦，也给别人添麻烦。

    雒三桂：中国古代留下名字的书法家的确大多数是当官的。可人家大都是进士出身，不但有文化，而且书法一流，也不靠卖字挣钱。卖字是书匠的事。有人说，李邕、柳公权不也挣了很多钱吗？可人家是顶级艺术家，不靠官位唬人，天下人以能请李公、柳公为先人书碑为荣。咱书协领导的字敢刻碑吗？不怕丢人才敢。有人说，如今的领导们不都是大学毕业、硕士毕业，甚至有博士学位吗？咋能说人家没文化呢？可在今天，有学历还真不一定有文化。

    这几十年，我们的教育体制早把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丢得差不多了。书法艺术主要依托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今天的理工科与书法不沾边，即使文科出身，又何曾认真阅读过几本传统经典？之乎者也搞不清，文言文不敢句读，离了“书家必携”之类，连写点啥都犯傻，抄录点古人的诗文出处涵义都不太明白。还有不少高官的学历根本就是假的，是别人代读代考的。要说反腐败，学历反腐打假也应该是一项。

    马啸：不错，中国书画的历史很大一部分是由大贵族、大政治家书写的，但那时的官吏绝非如今天的官员。旧时的官员本质上是一帮读书人，即使他们穿着官服、朝服，做得像个政治家，他们的内心还是文人（曹操即是这样的人）；而如今的不少官员，即使天天舞文弄墨、夜夜歌舞（主要是卡拉OK），做得像个文人，但内心还是个官员。所以，从他们手里出来的更多是官墨，而不是艺术。

    中国的书画曾经是最高雅的活计之一，是中国人修正自我、提升境界、表征气格的一种手段。被称为“书家”的那类人是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标志性人物而存在，所以社会对于他们的要求自然会更高，他们无论为人还是从艺，唯恐沾染世俗气息。但在今天，写字、作画的人唯恐接触不到社会，唯恐不与政治、经济发生更多、更深的关联。这中间，艺术与学术所发挥的作用已被降到最低。人们不以此为耻，反以为荣。这真是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不客气地说，在今天的中国，书画已是与利益靠得最近，最容易靠近，也最喜爱沾染世俗之气的艺术之一。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一些参与者没了操守。艺术家本来是我们心目中与商人的追求截然相反的那类精神高尚的人，但现在的许多艺术家，对于世俗利益的追逐远胜于商人！

    刚才谈了官员涌入艺术协会的弊端，但其实他们的加入也给这些协会带来了不少“好处”，如何看其中的利弊？他们位高权重，活跃于书坛画界，乘便推广自己参差不齐的作品，这是否更加剧了艺术标准的混乱？

    陈传席：我曾经见过一个退下来的省领导，他跟当地的美术家协会主席、书法家协会主席说：我家里也没个字画，给我搞点。问：要谁的？答：书法家，各个省副主席以上的；画家，中国美协理事以上的。他不管好坏，认为当官的作品就好。没当官，你的字再好不一定有人要。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书法一流，因为没当官，他的字给人家都不要。论书法，那些书协主席、副主席远远不如他，但是他们的字很值钱。这说明中国的庸众多，官本位意识浓厚，与我们的教育很有关系。

    张瑞田：大概在10年前，广西有10位副部级干部举办了一个书法展，我曾就此事写文章批评，但未能刊发出来。广西在当时作为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领导不在经济社会管理上发力，反而去写字画画了。所以我的观点是不提倡地级组织为高级官员举办书法展，也不主张这些领导去从事书法绘画活动。因为这些高级干部有他们明确的职责，他们在文学、书法、绘画等方面的提升，可以作为其个人修为私下练习，像上述这种行为，实际是扰乱了社会的节奏，属于一种招摇的做法了。

    薛元明：当然是利大于弊。但其中的“利”也不是真正的利。所谓的“利”就是因为书官的附庸风雅，书家们能跟了风雅。书官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资源办一些展览，给书家出作品集，看起来能够促进一地书法的发展，书法家们得到重视了。但反过来想一下，不是书官，只要重视书法乃至文化的发展，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瞎指挥、乱弹琴，不懂装懂，假充内行，写得一塌糊涂还要大声叫好，造成集体失声，时间长了，就变味了。如果似懂非懂，专门提拔自己不懂书法的亲信，只会更加制造混乱。说到作品再差也有人捧，其实捧的是官位，是帽子，是对于权力的崇拜。一旦下台，立马翻脸如翻书。以前捧得最狠的人，往往骂得最厉害。

    其实本质上不存在书法评价标准的混乱，而是有些人搅浑水，遮蔽了书法的评价标准。目前只有极少数书官的艺术水平得到认可，大多数的水平是不敢恭维，甚至算不上书法，只是毛笔、宣纸、墨水的混合物，属于垃圾范畴。这些作品令人作呕，但还有人唱赞歌，时间长了，变成皇帝的新装，真的以为自己是大家。但我相信，这些垃圾作品很快就会被淘汰，因为书法的淘汰规律不会变。书法家要的是率真，而不是世故。

    雒三桂：领导干部进入书协当然有“好处”，做些表面文章，比如组织大型书法展、大型书法群众活动等。不管能不能真正提高群众的书法水平，但看上去十分热闹。像全国命名了许多书法之乡一类的县，都成了地方领导干部的政绩。如果不是政绩，他们也不可能支持。花了无数纳税人的钱，最终没有什么结果。领导干部退而从艺，与他们打交道自然方便。自古以来，艺术家一见当官的就不自觉矮三分，赵之谦书画好到那个程度，临死都在想弄个县官当当。不是领导出身而当书协领导，一定要有关部门认定一个行政级别，否则就感觉自己仍然是平头百姓。

    如何避免艺术协会成为准权力机关？在廉政肃贪力度加大的形势下，如何有效地遏制“艺术腐败”？

    雒三桂：书画协会成为准权力机关，有深层的原因。我要说取消书协，很多靠这个吃饭的人肯定不高兴。但写字用得着别人管理吗？显然用不着。喜欢就在家里练，一个人觉得孤单就找同好切磋商量，不就行了吗？艺术水平高低就明摆在那里，自有行家的公论，弄一个人来领导就能帮我提高了？艺术水平差而占据书协高位，天天被人骂，自己听不见而已。捞到实惠了，别人骂也只当耳旁风了。

    马啸：以往，我们每每谈到书画界的腐败，多将眼光放在与作品相关的利益交换活动，如用作品贿赂官员，或是艺术家与官员串通欺骗市场或商人以牟取暴利，而对于与艺术机构职位相关的腐败活动却极少注意。事实上，只要是一个接触着社会的成年中国人，人人都会看到这种腐败现象，但我们为什么熟视无睹，不去制止，不去铲除？原因可能有许多，但根本的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麻木不仁，它来源于我们的内心，来源于我们对于腐败是“理所应当”的认识。

    薛元明：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实际上就是一个问题，官员进入书协，必然导致书写异化，只要有作品输出，就可能存在腐败，显性和隐性的均在所难免。只有彻底退出书协，才能还书法一片洁净的天空。如果想彻底改变，最主要是要通过立法来解决，否则即使现在解决了，以后也会死灰复燃。

    张瑞田：一旦权力无孔不入，也就难怪官员的素质低，这是中国社会改革中的现象。其他领域也有很多大的协会，形成了一些资源品牌，成为了一些退居二线、离开权力核心的部分官员的后花园，由此运用其相对隐性的权力再去支配一部分资源。从文化到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领域都存在这种情况，这是一个大环境决定的一个小环境，也是体制在一个阶段的滞化表现。周一波在《人民日报》撰文批评某些领导干部挤进艺术协会兼职当领导现象，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此非常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深得党心民心。权力不能得到有效制约与监督的环境下，始终存在权力冲出“笼子”，导致公权私用、滥用等腐败现象。因此，把权力关进笼子，让老虎、苍蝇失去施淫威的可能，捍卫公权运转的科学性，做到权为民所用，让社会充满希望的阳光，我们的未来才是宽广的。周一波辞职的象征意义也正在这里。

    周一波提出“领导干部自觉退出各级书画协会主席团”，他自己说到做到了，其他人呢？能否真正“还艺术界一片清朗天空”？对此是否乐观？

    陈传席：退休官员不但应该退出领导岗位，还应该从协会退出来。我个人还认为书协应该划到美协来。《荀子》说过，一个国家要想好，须“朝无幸位，民无幸食”。若朝中有侥幸而做上官的人，民有不劳而侥幸得食的人，国家便不会好。有“幸位”者、“幸食”者，谁还愿意好好劳动呢？我觉得书画界的问题必须通盘解决。

    张瑞田：周一波文章对官员书法家的批判语辞很尖锐，这是史无前例的。国家文化领域的改革，应该支持发出这样的声音，对当下存在的问题进行匡正，要求官员分清权限，恪守自身的职责，不能肆意膨胀，这和目前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合拍的。社会公平的回归，应该是要求我们能够敢于对一些焦点和尖锐敏感的社会问题进行分析和思考。我们读书人一直思考和所希望的，今天终于进入到国家战略中，这是很令人欣慰的。

    薛元明：就目前来说，书官退出是好事。如果国家下大力气整顿，可以还书法一片蓝天，这将有利于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的发展，“让罗马归于罗马，凯撒归于凯撒。”中国书协和省书协无疑要带头做好，以身作则。所谓乐观，不是取决于哪个人，关键取决于两点：一是国家整顿的决心；二是官员自身的自觉性，也就是个人的决心。任何事，只要下定决心去做，一定能做好。孔子早就说过：“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雒三桂：对于“官而退则艺”这个问题，我觉得解决起来一点都不乐观。主要是牵涉的人太多，利益太大，单是那张张无形的人际关系大网就很难破掉。

    马啸：周一波的主动辞职无疑是件好事，它可能是一个极好的开端，每一个关心艺术健康发展的人都会拍手赞同。但同时，我们仍有深深的忧虑，因为如果目前普遍存在那种艺术团体主要职位、座次还是论官位的话，我们的艺术就不可能真正地纯洁起来。请艺术家们自重！请各级官员自律！给艺术机构以自决权！还艺术以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