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保护面临发展模式单一、保护资金短缺、因无序开发导致自然风貌和环境遭到破坏等诸多矛盾和问题，传统村落保护的形势仍然很严峻。”“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抓住问题关键，建立一套严格的、行之有效的、科学的保护体系。”……12月12日，在全国政协组织召开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上，与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围绕“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保护”热烈研讨、积极建言。

    传统村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是承启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的重要桥梁，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不少地方尚未把传统村落保护列入议事日程，存在一些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经过调研发现，在农村建设过程中，有些基层干部、人士盲目追求城乡同一化，对传统村落大规模拆旧建新，造成大量破坏。

    汇聚全社会力量参与传统村落保护的合力、强化保护主体责任不可或缺，而其中少不了传统村落原住民的积极参与。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提出，原居民的生活是传统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信息得以形成、保持的核心。没有了原居民，这些村落和街区就失去了灵魂，特有的民俗、工艺、传承人群都会失去载体。这样的村落和街区实际上已经不是传统村落，而只是一片房子或一个景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李东东直言：“传统村落普遍呈现空巢化、老龄化境况，缺少生机和活力。同时，村落缺少有意义的公共文化生活，村民日常生活呈现碎片化、个体化特征。”

    如何留住原居民？首要的就是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项兆伦表示：“在城镇建设和传统村落街区保护方面，需要解决一个重要的理念问题，就是见物、见人、见生活。这是原居民的生活，不是游客的生活。”“保护传统村落绝不是原封不动，村落融入当代，生产和生活都要现代化，村落居民有享受现代文明、科技带来的便利和实惠的权利。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完全可以做到两全其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说。

    与会人士提出，地方政府作为传统村落的管理方更应明确其职责。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武鸿麟表示，要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建立“文化政绩”考核机制，加强地方政府的保护意识。李东东也表示，传统村落保护重在加强顶层设计、分类指导、完善制度。要彰显政府责任，在国家层面加快顶层设计，切实拿出方案和扶持措施，同时必须针对南北方、东西部的地区差异，制定不同保护措施和方案。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湘江实业公司董事长马国湘建议，可引入“混合所有制”，构建“政府+社会力量+村社主体+村民”的保护利用共同体。

    保护资金不足是制约传统村落保护绕不开的话题。“当前保护资金缺口还比较大。”仇保兴表示，中央财政整合5支专项资金支持传统村落保护，覆盖村庄基础设施、环境整治、文物和非遗保护，但文物方面只支持省级以上文保单位，非遗方面只支持国家级非遗项目。目前3批中国传统村落中还有2.5万余处历史建筑、20多万处各类传统民居没有列入支持范围。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建议，国家应设立文物保护公益基金，“初创阶段可考虑设立传统村落文物保护公益基金，结合我国实际，中央财政首期投入不少于10亿元，以后投入逐年降低，直到实现基金独立运营；基金划出一定比例进行经营性投资，并将经营性收入全部用于文物保护。基金使用拟实行申报制，产权人申报项目，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本报记者  屈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