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

大学培养有教养的公民

    大学文化是普遍的，因为大学秉持的价值和追求的利益具有普遍性，也因为大学文化的核心或曰大学精神，是不同专业和学科都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和共同态度，还因为大学培养的是有教养的公民，是具有明达理性，言谈优雅、举止得体的“绅士”，而不是信奉功利主义、目光狭隘的专业人士。

    因此，大学教育应该特别重视通识教育、自由教育。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在《什么是自由教育？》中认为，自由教育是“朝向文化的教育”，是通过阅读“伟大的书”来接近“最伟大的心灵”，“它的成品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英国著名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在《论自由教育》中也指出：“自由教育造就的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天主教徒，而是绅士。成为绅士是件好事，具备有教养的才智，有灵魂的鉴赏力，有率直、公正、冷静的头脑，待人接物有高贵、谦恭的风度是好事——这些都是广博知识天生具有的本领。”英国哲学家、分析哲学的创始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兰伯特·罗素反对贵族政治和贵族教育，也反对工业时代的那种功利主义教育，心仪文艺复兴时代的贵族绅士教育，特别是其非功利的纯学术传统，认为这个传统应该得到延续，也就是说，大众不应该是没有文化的群氓，而应该是有文化的绅士。

    在真正的大学，你能感受到学术的高贵、学者的尊严，感受到这是一个具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与外面世界相对隔离的自主世界。权力和金钱被大学的尊严拒之门外。要想让大学更好地发挥服务社会的目的，就应该允许大学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大学精神拒绝功利主义

    大学的普遍主义立场与它服务社会、服务公众、造福民族国家的功能并不矛盾。大学精神拒绝狭隘的功利主义，但大学因其无用而有大用。

    罗素说：“如果所有的知识都是功利主义的，人类的进步将不会持久，功利主义的知识需要通过无私的研究来充实，这种研究的目的仅仅在于更好地认识世界。一切伟大的进步起初都是纯理论的，只是后来才发现能够实际应用。即使有些辉煌的理论永无实用的可能，它们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因为认识世界就是最大的用处”（《技术教育与学术研究》）。

    比如，用狭隘的功利眼光看，想象力似乎是无用的，但是想象力是一切有用之物的灵魂。美国著名哲学家怀特海说：“一所大学是充满想象力的，否则它便什么也不是。”这种想象力不仅需要自由而且需要闲暇，需要摆脱杂念和功利心的束缚，想象力不是一件可以出售的商品，想象力的敌人就是急功近利。

    这种状态类似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的做梦：他说他经常“眺望风景，仰望天空，观察云彩，常常做着或者躺着，什么事也不做”“在我看来，谁若是每天不给自己一点做梦的机会，那颗引导他工作和生活的明星黯淡下来。”（雅斯贝尔斯《大学的任务》）现在我们讲“中国梦”，如果每个中国人的梦就是发财梦、明星梦，那么，“中国梦”是不可能真正飞翔起来的。

    关于人文通识教育的无用之用，爱因斯坦也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大学不大可能因为社会生活的五花八门的要求而忙于搞各种专业训练，也不应该跟着这种需求亦步亦趋地追时髦。爱因斯坦打比方说：“如果青年通过体操和走路训练了他的肌肉和体力的耐劳性，那么，他就会适合任何体力劳动。”思想的训练也是一样的道理。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该把获得职业知识放在首位。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说出这样的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大学的普遍人文主义还是维持世界和平和人类团结的重要力量。目睹了二十世纪人类的相互仇恨的暴力历史，目睹了高科技被用于屠杀同胞的残酷事实，强调这点尤其重要。二战时期德国大学的例子说明，一旦背叛这种普遍主义的教育原则，后果会是多么可怕。我们知道，洪堡创立的现代德国大学是人文主义的大学，突出强调自由和独立，但是在纳粹德国时期，这个传统被破坏，德国的大学成为军营，学生和教师被灌输纳粹的世界观和极权主义、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鼓吹德意志的利益高于一切，鼓吹暴力和仇恨。结果是大量的优秀学者流亡美国，也有一些堕落为纳粹分子，教训极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