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兴国之本，固本纳新则文盛国强，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所证明了的经验。当前，国家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看来，古籍整理研究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基础工作。

    建设文化传承体系从哪儿入手？仁者见仁。有人说从儒家经典入手，有人说从史书、子学入手，有人说从古人经典的重新阐释入手。其实，归根结底，最终都要回到古籍上来。离开古籍，要说清楚中华文化的渊源传承就很困难。道理很简单，古籍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就是通过大量古籍传承下来的。

    既然古籍自有其传承功能，已形成经史子集诸类体系，又何需建设呢？原因在于古籍传承文化有其天然和人为的局限性。一是易散佚亡失。我国古籍秦前已不少，经过代代累积，本应更加丰富。然而经过历代天灾人祸特别是毁灭性战争，已百不存一。二是受读者取舍影响，大量书籍闲置、尘封和终版，形成流传少于库藏的局面。三是久不再版的书籍，因终版而被遗忘，记忆书少于流传书。这三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会造成文化文献传承的受阻乃至中断。而且，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古籍的阅读范围受知识爆炸和网络信息的挤压，特别是经济社会非需求性的侵袭而愈来愈小，被自然淘汰的愈来愈多，长此以往，令人担忧。所以，中华文化不能单靠典籍在“自然淘汰”法则下自然传承，而是迫切需要加强传承体系建设。这个传承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古籍整理研究。古籍整理研究既承担着建设中华文化文献传承体系的历史重任，又承担着发掘文献内涵的精神元素以助推文献传播活力的使命。没有古籍整理研究，古文献不仅难以有效接续、保存和利用，也难以赋予死的文献以新的生命力。故而，古籍整理研究是建设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体系的基础，也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基础，其价值之独特、意义之重大，不言自明。

    当然，古籍整理不是为整理而整理，古籍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要通过收集、整理、还原，实现文献的再现与保护；发掘文献内涵的现代性，实现古籍的接受转换，增强典籍的传承价值和受众范围；提炼文献所蕴含的具有超越性、永恒性的民族文化元素，凝聚民族文化的精神力量，从而使古籍整理研究承担接续过去、滋养现在、开创未来的历史使命。

    应当说，这些年我们在古籍整理研究领域的上述几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离开我们期待的优秀传统文化兴盛的局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原因很多，但就其自身而言，主要在于大多数古籍的现代性转换不到位。少数经典例外，如《三国演义》的“智”、《水浒传》的“义”、《西游记》的“侠”、《红楼梦》的“情”深入人心，说明“转换则活”是构建文化传承体系的一条法则。而这正是进行古籍整理研究乃至进行文化传承弘扬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原则。唯如此，传统文化才能在现代社会大放异彩，文化兴盛也才能大有希望。

    （作者许建平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王世贞全集》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