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出版。从东北味儿的乡音、东北人的语言风格，到夹杂在错、散、重、乱中间的回忆，力求以张学良“原声”为准绳的整理重现晚年张学良对自己跌宕人生的总结性认识——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保存着张学良人生中时间最长的一次口述回忆，从1991年12月持续至1993年8月，用掉145盘录音带，留下7000多分钟的录音资料。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辽宁大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北大学等单位十余位专家学者六年多的整理编辑，日前，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学者认为，这部120万字的口述史是晚年张学良对自己跌宕人生的总结性认识。

东北味儿的口述

    “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回望百年岁月，张学良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定格在西安事变，虽然短暂，却正好赶在“这个历史最热闹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张学良不是‘看客’，更不是一般的‘过客’，基本上没离开过最热闹的政治漩涡。”张学良暨东北军研究会原会长、“张学良口述历史”整理与编辑委员会主任张友坤这样总结张学良的履历：“20岁成为北洋军中最年轻的陆军少将，25岁晋升为最年轻的陆军中将，28岁即执掌一方，30岁升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35岁晋阶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一路快跑。”在张友坤看来，张学良用短短15年，走完了许多人一生也走不到头的路。通过原汁原味的口述，后人可以把张学良身边的“热闹”尽收眼底，通过他个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风云激荡。

    在整理口述史的过程中，张友坤感受深刻的，除了张学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还有他独特的语言风格。“虽然张学良1930年离开东北后，就再也没回过家乡，但我们听他的口述录音，不仅乡音未改，而且东北人特有的语言风格使他的口述历史在众多口述史中独树一帜。”张友坤说，张学良的口述，有回忆、有评价，还穿插着各种比喻、隐喻、俏皮话、成语、格言，尤以引用诗词见长，从唐人刘禹锡的《乌衣巷》到毛泽东的《沁园春·雪》都有所涉及。

    “明白人不用辩，混蛋你跟他辩什么”“离开东北，就像草没根了”“钓小鱼要走，钓大鱼要守”，读张学良的口述史，张友坤常会不自觉地把文稿放下一会儿，想象张学良说这段话时的表情、口气，不时被带进历史的现场，“有些段落仿佛就是一个小品剧本，即使看不到张学良当时是怎样的表情，也能感觉得到他口述时的诙谐、幽默和老顽童式的‘顽皮’。”

“求真不求善”的整理

    张学良的口述史，读起来有趣，整理起来却颇费思量。

    组织张学良口述采访的机构是世界口述历史研究重镇哥伦比亚大学。事前有计划、采访时有录音、事后有整理，每次采访开始时，采访者都会明确提出几个主题。虽然口述在学术规范方面无可挑剔，但当时已经90多岁的张学良总是不按常理“出牌”，有时只简单说几句与主题相关的话，就转到别的内容，有时从开始就偏离了主题，致使许多内容缺乏连贯性和整体性。

    “一件事情常常是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不了解背景的人看到的只是‘一地碎片’，看不出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的整体面目。”张友坤说，口述涉及1000多个人名，众多时间、地点、官职、部队番号，把“旅长”说成了“军长”“一一五师”说成“一一五旅”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史实可能由于时间久远出现了误记，而有的史实很可能是“故意”说错。这些都需要整理者一一辨别。

    “张学良口述是他本人的亲历、亲见、亲闻、亲感，他的观点、态度和思想感情，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我们整理他的口述，坚持‘求真不求善’，以张学良‘原声’为准绳，哪怕他说的观点、事实明显和文献记载不同，甚至是错误，也保留他的说法；哪怕他说的对其他人明显不利，也不妄改妄删，因为他已经是不能说话的人了。”张友坤认为，错、散、重、乱是口述史不可避免的弱点，但口述者心中的“真实”正是夹杂在错、散、重、乱中间才得以冲破理性的阻挠，溜出记忆之谷。口述史的“活力”也正是通过这种个性语言的瞬间言说、未经深思熟虑的感性表达体现出来的。整理者可以通过注释对记忆性错误提供正说、对模糊问题进行考辨、对重大遗漏进行补充，但张学良的口述和整理者的观点要分开，不能混为一谈。

    当代中国出版社社长周五一介绍，为辅助读者查阅，负责整理工作的专家对口述中涉及的人名、地名、事件、机构都进行了适当注释，这些注释连同对访谈中的一些错误史实的订正和说明，一共有四十万字之多。

    “任何一位沧桑老人的离去，都意味着一座历史博物馆的崩塌。”张友坤说，虽然学界对张学良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但任何研究都代替不了当事人的回忆，这就是《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出版的意义。（本报记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