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我去美国加州，遇到汉学家葛瓦利斯。他请我和友人去其住处做客，谈谈中国文学翻译的话题。葛瓦利斯常年在澳洲工作，每年回到美国老家生活一段时间。他的房间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书房最显要的地方有一套发旧的中文版《鲁迅全集》，旁边还有各国学者研究鲁迅的著作。那一刻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一个美国人，常常阅读的是中国的经典，且有30年之久，其痴情，他周围的人未必懂得。

    后来我们在国外许多场合见过面，每次都在讨论鲁迅的作品。他翻译过章太炎、鲁迅的文章，对“五四”前后的文学别有心解。我发现他讨厌英语的某些语境，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我猜想，他钟情于鲁迅，可能与其叛逆的性格有关。这位年近六十的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读解很深，还在澳洲举办过多种中国文学的国际学术会议，一个人默默工作，完全燃烧在鲁迅的世界里。

    我曾经想写一篇文章，题为《一个人的鲁迅》，记录其寂寞的学术之路。但杂事缠身，一直没有如愿。域外汉学界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的兴趣，渐渐显出自己的实绩。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队伍，也在发生着不小的变化。我每年都参加一些相关的学术会议，见到许多类似葛瓦利斯的人。日本的丸山升、木山英雄，韩国的李永禧、朴宰雨，法国的魏简，德国的顾彬等。他们或者是鲁迅的研究者，或者是翻译鲁迅作品的专家。这些域外汉学家对近代中国的读解，有许多是从鲁迅那里开始的。

    在外国的汉学界里，读解鲁迅最深的，是日本人。他们的成果令中国的学界刮目相看。我在鲁迅博物馆工作的时候，几乎每年都要接待来自日本的鲁迅研究专家，对话里深感其思考之深。自竹内好后，许多日本学者从日本的经验里寻找与鲁迅对话的途径，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这比传统的汉学研究多了现实的因素。对中国作家的瞭望中，他们自身的内省和拷问也得以深化。

    我印象深的汉学家里，在对鲁迅的研究中，带有浓厚的左翼色彩。比如丸山升、木山英雄都是左派，对马克思主义有独到的理解。他们的中国文化研究，已经从传统的中国文化研究途径中偏离开来，进入了很深的领域。1999年，我到东京大学访问，被丸山升周围的学者所吸引。他们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警惕以及东亚思想进化的思考，都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大凡认识这些左派学者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其内心忧郁而温润的气息。

    1945年之后，日本知识分子开始反省二战的历史，许多人因为反抗法西斯文化而受到打压。50年代，丸山升就曾被捕入狱。木山英雄去探望他，彼此互相鼓励过。他们那时候开始通过对鲁迅的研读，来讨论东亚文化的主奴问题，文章带有浓厚的哲思。丸山升的文字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他对鲁迅的反抗意识的描述，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缠绕在一起，但没有第三国际的左派幼稚病的瑕疵，内中有犀利的目光，对于日本读者和中国读者都是一剂新药，读后不禁浮想联翩。木山英雄的文章有德国哲学的超迈和东方的禅思，其诗化感觉给人的冲击力久久难忘。与他们同时沉浸在鲁迅文本的还有伊藤虎丸、丸尾常喜等人，他们是继竹内好后很有分量的学者，开辟了日本汉学的新天地。

    这些人我大多熟悉，有的是很好的忘年交。最为怀念的是丸山升先生，关于他，我们国内已有许多的纪念文章。他的鲁迅研究有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问题意识里有惊人的思想力度。他从鲁迅的翻译活动与左翼实践里，讨论鲁迅对日本、俄国、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思想的摄取，看其与别的知识分子的差异。在世界主义视阈里讨论鲁迅，就不是简单凝视汉语世界的明与暗，而是把中国现代意识里有价值的遗存与世界各国的文化选择做一种互动的思考。他从反抗奴役的语境里，求索解决日本知识界问题的办法。那滚烫的文字，烤灼着读者的心，在痛感里升腾着无量的悲悯。

    这种新的研究完全不同于传统汉学的理念，已经有了精神的共振，希望在与中国作家文本的对话里，发现本国文化的缺失。丸山升的思路很快在一些国家扩散，被一些国度的知识分子所渐渐接受。比如在韩国，汉学研究中涉及中国近代文化的部分，与本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多少有一些联系。

    近30年间，韩国汉学家对鲁迅的研究形成很大的格局。上世纪80年代，在反抗军事专制主义的过程，许多知识分子在鲁迅那里找到一种精神参照。后来的汉学界对鲁迅的讨论，与日本左翼学者颇为相似，他们通过研究鲁迅文本，思考国民性与东亚的现代性问题。鲁迅文本的丰富意象，刺激韩国知识分子寻找一种重新审视历史的视角。我们从李永禧、朴宰雨、金河林等人那里，读出一种灵魂的颤栗。这些汉学家在面对鲁迅时的目光，有着人生里的疑问和拷问。

    许多韩国学者的鲁迅研究文章，带动了新汉学的发展。那些学者对中国近代遗产的思考，把东亚历史最为棘手的难题昭示出来。朴宰雨的书房叫“树人斋”，看出他对鲁迅的钟爱。他周围有一批鲁迅迷，每年都聚在一起讨论文学的问题。我每次与他们聊天，都有着亲密的朋友之感。联想起大洋彼岸的葛瓦利斯，彼此的确有着相似的一面。

    第四届汉学大会近日召开，许多汉学家重逢于中国人民大学。这个时候，我忽然想起那些可爱的中国通们，他们有的已经离开我们，有的还在苦苦耕耘着。百年间，域外汉学界与中国学界的互动，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传统，薪火至今还在传递着。我们瞭望域外文明的时候，遇到与先前的汉学不同的精神，这些已经成为汉学世界不能不关注的存在。今天的海外汉学，已有了不同的格局，且泛出新的色泽。从孔夫子到鲁迅，我们拥有了一条伟大的精神之河。这条河不是静止的、孤独的，它因为不断与各种思想的流派的会合而绵延不绝。域外汉学界与中国文化界的对话，既有传统的重新发现，也有对新传统的梳理。而这新传统与今天世界，有着共同思想的聚焦，它不再是静静对视中的欣赏，也有彼此身临其间的精神体验。人类消除了隔膜的时候，将会在同一天空下同思同想。孙郁（作者为作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