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是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想的形象表达，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征途。中国梦不能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实践。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代代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以多种形式传达着对理想社会与人生的追求，它们是当代中国梦的深厚土壤。

　　史前时期，流传有“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传说。当时的主要矛盾是人和自然的矛盾，人们梦想征服自然力，争取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更大自由。虽然这些故事还有神话残存，但整体上，梦想的实现却是通过人们的双手和实践来获得的，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

　　殷周以降，中华文明进入了重视礼乐制度的时期，它体现了文化的自觉，强调通过一定的礼制更好地调节社会关系，使社会政治进入有序的文明形态。西周到春秋中叶，《诗经》中的一些诗篇记载了当时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是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向往自由理想社会的歌唱。

　　春秋末期，孔子提出“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社会主张，希望建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社会，对后世影响深远。墨子呼唤当政者“尚贤事(使)能”，通过“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等尊敬厚待人才的办法“聚贤”，做到“官无常贵，民无常贱”，使人们都享有同等仕进的机会和平等的权利。老子要求统治者“去甚，去奢，去泰”“以百姓心为心”，倡导“道法自然”，最终达到“玄同”的至治理想。

　　战国中晚期，诸侯兼并愈烈，社会急剧变动，诸子思想呈现出相争相融的活跃局面。孟子认为统治者不能“率兽而食人”，而应推行“王道”“仁政”，使百姓“养生丧死”都没有后顾之忧，反映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庄子描绘的“至德之世”也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图景，人们生活丰衣足食、无忧无虑，德性纯朴敦厚，“不利货财，不近贵富;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荀子对自然和人类社会规律有深刻洞察，认为社会的贫富取决于人们能否努力发展农业生产而减少浪费，人体的强弱取决于能否得到充足的给养和适时的锻炼，吉凶祸福取决于人们的作为能否遵循自然规律。他希望建立一个井然有序、分工合理、各司其职的社会，通过健全的礼义制度来调节分配，以期实现“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的目的。

　　战国至秦汉之际的《礼记·礼运》比较系统地展示了“大同”社会的理想蓝图，反映了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意愿。“大同”与“小康”相对，一公一私。“大同”社会的标志是“大道之行”“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人人皆可得到自由发展，“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人人各尽其力，但不必为己。“大同”思想具有融会先秦诸子思想的特征，是对此前人们关于未来社会梦想的汇总和小结。

　　秦汉至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逐渐形成，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融合与统一的历史时期。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反思公平与理想社会的关系问题，认为只有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社会，才是值得人们追求的幸福社会。汉初的陆贾向往顺应自然、让百姓自由生息的“至德之世”，《淮南子》描绘了“等贵贱”“强不掩弱，众不暴寡”“公而不阿”“正而无私”的理想社会。这些思想对魏晋时期的阮籍、嵇康、陶渊明等都有直接的启示。

　　宋明时期，封建社会进入后期，社会矛盾加剧，人们的理想也凸现出新的内容。北宋王小波、李顺，南宋钟相、杨幺，都打出了要求政治平等、经济平均的旗号，“等贵贱，均贫富”是当时重要的行动纲领。在两宋思想文化界，北宋王禹偁继承“公天下”的思想，追求“仁君”“廉吏”“泰生民”的政治清明。关学创始人张载提出著名的“民胞物与”思想，具有平等博爱的思想倾向。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将“公天下”的理论论述得更加深刻。

　　清代思想家也重视探讨“平治”天下的问题，如唐甄、颜元、李塨等。他们受《孟子》和《礼运》等的影响，结合具体的社会矛盾和时代问题，探索“制民恒产”的可能途径和实施方案。这些“大同”理想在古代还属于空想性质，却凝聚了两千多年来古人追求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和深邃智慧，不断鼓舞人们反抗压迫、消除黑暗、争取光明。

　　总之，借鉴中国古代历史上对美好社会与人生的理想追求，有助于加深对中国梦内涵与本质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