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文明及其宝贵遗产

　　大约600万年前，人类的远祖类人猿不仅学会了直立行走，还逐步学会了用石头制作狩猎和采集的工具，这些粗糙的石斧、石刀便构成了人类最早的“旧石器”文化。岁月流逝，沧海桑田，大约300万年到1万年前，人猿相揖别，人类的直系祖先智人战胜冰川期的严峻考验，制作出了先进的弓箭，留下了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批艺术杰作—奔马和野牛的岩画。

　　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人类学会了种植和畜牧，开始了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生活。村庄发展为城市，结绳记事为文字所取代。在北非尼罗河流域、西亚两河流域、南亚印度河流域和东亚黄河流域，滔滔江水最终孕育了绚丽多姿的四大文明古国。而作为古代文明中的后来者，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公元前500年—公元500年)更是绽放奇葩。

　　古埃及人奉太阳为神圣的造物主：他是光明、纯洁、善良和生命的化身;他驱散愚昧和死亡，带来智慧和希望。古埃及人期待来世的幸福，因此他们举全国之力为法老修造永恒的金字塔;普通人去世时都要带上《亡灵书》，以便在冥府受审时证明自己的清白。

　　与古埃及人一样，两河流域的人们对大自然的种种力量也充满敬畏，并把它们神圣化。所不同的是，受不安全环境的影响，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诸神多凶险难测，其神话所表现的世界往往充满混乱、冲突和不确定。

　　值得注意的是诞生于两河流域的一个特殊的部落—希伯来人，他们信奉万能的唯一神“亚威”——宇宙的唯一创造者和道德的最高律令。希伯来人伦理化的一神教观念最终催生了基督教乃至后来的伊斯兰教，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古印度人则展现了迥然不同的宗教想象，他们对“梵”的崇拜大体是一种万物有灵的泛神教。古印度人相信灵魂不灭，生死轮回，追求“梵我合一”的“涅槃”境界。

　　与上述信仰取向均不同，古代中华文明选择了“敬天崇祖”。但不知何故，中华文明始终没有建构出一个体系严密的关于“天”或“上帝”的意义系统和崇拜机制，也许正因为此，中华民族对祖宗的祭拜最终演变为一种准宗教。

　　世界不同区域的古代文明为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古埃及人建造了令世人赞叹的金字塔，它象征着古埃及人对永恒的迷恋，也见证了古埃及文明的兴衰。美索不达米亚人创作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大型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同样表达了远古人类对永生的渴望，而英雄吉尔伽美什在历尽千难万险后获得的答案依然是：“没有永恒”。

　　古代世界文明还为我们留下了闪烁永恒智慧光芒的经典。希伯来人《圣经》中的“十诫”记录了人类最早的道德准则，成为后来基督教的核心价值;两河流域巴比伦帝国的国王汉谟拉比颁布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成为人类人权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东方哲人老子的《道德经》和孔子的《论语》，言有尽而意无穷，揭示了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和人生大道的洞见;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人高扬理性的旗帜，奠定了西方文化大厦的不朽基石;古代希腊—罗马文明还留下了具有永恒魅力的雕塑、建筑和文学杰作。

　　中世纪欧洲及其之外的世界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在来自欧洲大陆北方的日耳曼部落的长期蚕食和攻掠下，终于支撑不住，轰然瓦解。随后的千年中世纪在史学界长期被认为是一个“黑暗的世纪”，因残酷的宗教迫害、野蛮的“十字军东征”、恐怖的黑死病等等而声名狼藉。然而，最新的史料研究表明，西方中世纪并不是一片漆黑。相反，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转型时期，是一个西方文明内部盘点和积蓄沉淀的时期，是一个按照自己特有的逻辑演进并且成就非凡的时期。

　　西方中世纪最根本的逻辑就是宗教信仰。在其鼎盛时期，整个欧洲大陆(包括位于今日东欧地区的东罗马帝国或称拜占庭帝国)和英伦岛屿都被纳入一个在信仰上高度统一的“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天主教教皇高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尖，他与世俗君主的关系被认为是太阳与月亮的关系，后者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前者的授予。中世纪的主导意识形态是，教堂主管人们的灵魂，世俗国家只能管辖人们的肉体。这种神权与君权分离以及神权凌驾于君权之上的状态，一直延续到13世纪后半叶。此后，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商业的发展，西欧民族国家日益强盛，封建君主的地位日益巩固，并逐步摆脱了教皇的绝对控制。

　　中世纪的教会不仅与世俗的政治权力争夺领导权，而且试图支配个人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教导信众，上帝至高无上，全知全能;《圣经》是绝对的真理，不容怀疑;个人唯有通过虔诚的信仰和教会的引导，才能最终获得救赎。中世纪社会生活的中心是上帝及其在人间的代表—教会，原罪的观念深入人心，禁欲和谦卑成为主导行为准则，人们在等级森严的教会和封建制度下，安分守己，因循守旧，为来世进入天堂享受永恒的幸福而默默苦修。换一个角度看，中世纪教会深入人心的宗教道德说教，奠定了西方社会深厚的道德传统，惠及城市化和工业化后的西方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中世纪，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并没有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而烟消云散。罗马教皇继承罗马帝国驾驭幅员辽阔的疆域的统治术，建立起体系严密、有效运作的庞大的基督教“帝国”。罗马的法治传统也被继承下来。更重要的是，中世纪晚期，古典文化的经典作品和文物古迹逐步被发现，成为神学家和中世纪大学的重要知识和灵感来源。

　　欧洲中世纪也对西方人文传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世纪教会为巩固自己的权力而精心营造“上帝的宫殿和天堂的大门”，以便吸引广大的信众，结果开创了西方独具魅力的罗马式和哥特式教堂建筑风格及其附属的宗教题材绘画与雕塑。为了用上帝的福音感动芸芸众生，教会无意中开创了西方的音乐传统。中世纪的文学虽然乏善可陈，但其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迷恋，成为后世西方文学的永恒主题。

　　在中世纪欧洲以外的世界，人类文明的另外两大宗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也进入黄金时代。从8世纪到14世纪，伊斯兰教统一了从阿拉伯半岛、北非一直延伸到西班牙的广阔世界，其影响及于印度。在其扩张的过程中，伊斯兰教吸收了阿拉伯地区、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地区和波斯的文化，留下了丰富的艺术与人文遗产。《古兰经》奠定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道德理想和行为准则。具有伊斯兰风情的诗歌、叙事文学、建筑和音乐，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穆斯林学者保存了古希腊学者的手稿，为西方古典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伊斯兰文化还为亚洲文化传入欧洲做出了贡献。

　　佛教兴起于公元前5至6世纪，不仅早于伊斯兰教，而且早于基督教。有趣的是，虽然佛教在其诞生地始终未能取代印度教成为主导宗教，但是却于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逐步征服了中国人的宗教世界，进而在日本落地生根。

　　在大约公元500年至1300年期间，东方的印度迎来了梵语文学的大繁荣;其寺庙建筑与雕塑的复杂性与想象力达到了新的高度;富有印度教情调的音乐和舞蹈也得到了大发展。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的唐宋时代，唐诗宋词各领风骚，山水画大放光彩。在技术领域，中国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其精美的陶瓷和纺织品举世无双。就今天所谓“综合国力”来看，整个“中世纪”时期，中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公元1300年至1600年在西欧历史上是一个动荡不安而又生机勃勃的三百年。它是一道门槛，西方社会由此告别中世纪，迈入现代文明;它是一座熔炉，古典文明、基督教文明、封建传统和新兴商业资本主义元素在这里相互碰撞、融合，最终锻造出日益强盛、称霸全球的“西方列强”。

　　14、15、16这三个世纪，西欧社会急剧转型。在经济领域，庄园经济让位于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罗马教皇的基督帝国被日益集权和强盛的民族国家所取代;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世纪相对内敛、平静和稳定的秩序从此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西欧内部剑拔弩张、旷日持久的英法百年战争和英西海上霸权之争，以及遍及各国的狂热的宗教战争。与此同时，伴随着航海探险和地理大发现，西欧国家开始了野蛮的殖民扩张，用血与火开辟了不可逆转的环球贸易和全球市场。

　　进入15世纪，在资本主义首先发展的意大利北部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等城市，文艺复兴作为一种文化和生活潮流蔚然成风，并逐步传播到西欧各国。文艺复兴以复兴古代希腊罗马的文艺为旗号，通过发现、整理、学习和模仿古典文艺，实现了西方文化的划时代创新。在价值观念层面，文艺复兴抛弃了“神本位”的世界观，确立了“人本位”的世界观，从此西方人对现世功业和世俗幸福的追求取代了对来世获救的迷恋，个人主义价值观逐步确立。

　　在文化层面，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虽然视古典文艺作品为典范，但却能推陈出新，超越先贤。他们的肖像画和风景画更加栩栩如生，逼近自然;他们的雕塑作品展示了更加自信的个人英雄主义;他们的建筑受惠于中世纪的教堂艺术，在结构和装饰上均大大超越了古典建筑的纯朴。在科学领域，哥白尼依据数学推理，大胆挑战传统观念，提出了石破天惊的“日心说”，推翻了古老的“地心说”，确立了现代宇宙观。

　　16世纪，文艺复兴的春风已吹遍西欧大地。这时，在中世纪文明最坚固的堡垒内部爆发了又一场惊天动地的变革，这就是最终彻底改变基督教世界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内因是教会的腐败和专制，其重要外因之一则是文艺复兴新思潮对宗教界的洗礼。具有文艺复兴价值取向的宗教界知识分子主张回到《圣经》中去获取基督的真谛，抨击教会对教徒的奴役和剥削，指责罗马教皇把信仰变成了教条和繁琐的圣礼。最终，在罗马教皇有些鞭长莫及的德国，马丁·路德于1517年把《九十五条论纲》贴到了教堂的大门上。路德相信人是有原罪的，但无论是个人的行善还是教皇的恩准都无法使有罪之人最终获救。路德坚信，基督徒的获救完全是上帝的恩惠，个人唯有通过坚定的信仰才能得到拯救。路德的思想在北欧各国迅速传播，成为宗教个人主义的源头，因为它把信仰的责任完全放到个人的肩上，把信仰变成了个人的良知。受路德思想的启发和鼓舞，越来越多的宗教派别举起抗议的旗帜，与罗马天主教廷决裂，自行解释福音的真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新教团体，最终导致基督教世界的大分裂，其影响及于今日。

　　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海外扩张，西方国家在公元1500年前后实现了内部的裂变和外部的崛起，从此将日益强势地影响乃至支配人类文明的格局和进程。

　　现代世界早期的信仰、理性与权力

　　公元1600年至1800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所释放的巨大能量在西欧社会持续喷发。17世纪的上半叶，宗教改革引发的教派之争与国家之间为攫取土地和权力而展开的角逐交织在一起，导致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充满血腥的“三十年战争”，多达500万基督徒在宗教战争中丧生。

　　不过，天下大乱转为天下大治。1648年西欧国家之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此确立了维系西方主权国家关系的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即，在主权范围内，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1660年后，商业资本主义在西欧国家迅猛发展，推动其进一步的海外扩张，这些国家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广阔天地抢夺更大份额的产品与原料市场，使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17、18世纪是西欧社会持续剧烈转型的时代。西方人根深蒂固的宗教情结与方兴未艾的科学与理性世界观和思维方法形成冲突;新兴的宪政观念与专制君主的“君权神授”主张展开竞争;正在上升但数量尚微的新富尚无法抵消社会的普遍贫困和旧贵族阶级的特权。

　　在此风云际会的大背景下，巴罗克艺术气势恢宏地登上了西方文化的大舞台。巴罗克绘画起源于意大利，戏剧性强，场面宏大，明暗对照，色彩华丽，布局不对称，视觉效果强烈。巴罗克艺术一方面反映了科学革命所倡导的运动变化的新宇宙观，另一方面表现了天主教改革所激发的强烈的宗教情绪。巴罗克风格的雕塑与建筑和巴罗克绘画一道，共同为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教堂营造出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的戏剧性宗教氛围，为天主教在新教分裂势力的猛烈冲击下站稳阵脚，发挥了独特作用。

　　与巴罗克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17世纪贵族风格的艺术。法国的路易十四建立了欧洲登峰造极的专制君主制度。为了维护和彰显帝王的绝对权威，路易十四积极鼓励和支持艺术事业，推动了具有贵族气派的新古典主义的绘画、雕塑、音乐、文学和舞蹈的大发展，使凡尔赛成为欧洲文化的重镇。与欧洲专制君主制度下的贵族艺术遥相呼应，东方的奥斯曼帝国、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中国的明清王朝和日本的德川幕府，都促成了帝王文化的繁荣。

　　在科学领域，17世纪的欧洲迎来了科学革命的春天。欧洲人因为基督教的天堂指向，似乎对宇宙现象有更浓厚的兴趣。中世纪的欧洲人以地球为中心，极力想象了一个由地狱到人间到天堂的封闭的、静止的环形圈层宇宙系统。16世纪中叶，哥白尼提出了 “日心说”。科学革命时期的科学家进一步借助望远镜，用实证的方法支持了这一新的宇宙观。在前辈科学家的研究基础上，牛顿进一步实现了划时代的科学综合，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万有引力学说。不仅如此，科学革命还在思维方法上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培根提出了基于经验的归纳推理法，笛卡尔首倡基于数学的演绎推理法，两人共同促进了以怀疑、思辨、实证、求知为根本特征的西方现代人文传统的形成。

　　18世纪的启蒙运动哲人把科学革命的思维方法和世界观运用于社会问题的剖析，开启了彪炳千古的理性时代。他们所建构的一系列核心概念——自然法则、政治自由、自由企业、社会契约、社会平等、人类进步——奠定了西方现当代社会的价值根基，直接催生了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影响了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方向。

　　18世纪的欧洲也取得了辉煌灿烂的艺术成就。洛可可艺术以其富贵华丽和对感官享乐的生动刻画而著称;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雕塑、绘画则艺术地表现了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和社会理想。这一世纪也诞生了灿若群星的音乐天才。海顿、莫扎特等一大批音乐家把西方古典交响乐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

　　19世纪西方文化的转型

　　18世纪后半叶，以自由和平等为理想的法国革命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政治面貌。与此同时，在工业领域里悄然发生的另一场革命，首先导致了英国社会的转型，进入19世纪后又迅速波及美国和欧洲各国。工业革命使生产方式和劳动组织形式发生了根本变革，由此导致的产量和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以及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向城市的迁移，促进了西方社会的急剧转型。

　　工业革命推动了西方经济的大发展，同时也为民族国家的兴起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共同的语言、历史和领土把人们凝聚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导致了近代德国和意大利的诞生。整个19世纪，在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推动下，西方列强为争夺海外市场和势力范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掀起了瓜分亚、非、拉落后国家的帝国主义狂潮。

　　在文化领域，19世纪上半叶是浪漫主义的时代。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浪漫主义反叛传统与权威，追求个人的、政治的和艺术风格的自由;反叛启蒙运动所张扬的理性，追求情感的奔放和大胆的想象;反叛工业革命导致的物质主义和个性丧失，追求无拘无束的精神生活和内在自我的释放;反叛西方现代社会的日益世俗化倾向，追求大自然无处不在的神秘力量。浪漫主义者自诩为时代的英雄和预言家。他们义无反顾地摆脱了教会和国家的庇护，张扬个性，力求创新，乃至于为社会和世俗所不容。19世纪后半叶，现实主义、实证主义、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共同向浪漫主义的、宗教的以及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与社会观发起了反击，关注经验世界，强调细致的观察，追求科学的精确。

　　现实主义的文学和艺术将矛头直指工业革命和城市化所造成的贫富分化、阶级对立和种种社会邪恶。作为一种风格，现实主义呼吁对日常生活进行客观的而非理想化的评价;作为一场文化运动，它反映了大众对分享物质财富的普遍要求，以及对浪漫主义的感伤与怀旧情结的抛弃。如果说浪漫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了遁世，现实主义者则选择了投入改造现实的战斗。

　　19世纪最后30年，西方文化开始向现代主义转型。在思想界，德国哲学家尼采向启蒙运动奠定的理性传统发起了最猛烈的攻击，开启了非理性主义的闸门。他谴责社会改良，否定议会民主，嘲笑科学进步，讽刺基督教伦理，呼唤蔑视一切传统和规则的“超人”的诞生。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直至19世纪，西方文化的美学标准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宇宙体现了固有的、可以理解的数学秩序，艺术的职责就是要模仿现实，像镜子一样反映自然面貌。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家刻意遵守透视和比例的法则;音乐家用节奏与旋律谱写和谐统一的乐章;作家则依据清晰的范式创作结构完整的作品。

　　与此恰成对照，现代主义文化不承认空间、运动和时间的普遍客观性。现代主义者认为，现实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加以把握;自然与人的经验可以放在多种框架下进行关照;想象犹如多棱镜可以为观察者呈现变幻莫测的现实。这一时期在西方艺术领域此起彼伏的象征派、印象派、新艺术和后印象派等等，均生动展示了现代主义文化的极度主观和非理性倾向。

　　20世纪文化和艺术运动的新篇章

　　20世纪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是极不平凡的一百年。爆发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它进一步加深了西方文明的精神危机，摧毁了欧洲人对启蒙运动所奠定的理性和进步价值的残存信念，使西方知识界陷入普遍的怀疑、悲观和幻灭之中。

　　仅仅21年后，欧洲乃至全世界再一次滑入战争的深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吞噬了千万军人和平民的生命，极大地削弱了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实力，再次证明了西方文明传统的脆弱性，加深了一战以来弥漫于西方知识界的悲观与非理性情绪。

　　二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殖民地人民谋求国家独立的解放运动。与此同时，二战中携手对抗法西斯敌人的苏联和美国两大巨头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争夺霸权的竞争，把世界带入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立和军事抗衡的“冷战”状态。由于双方均拥有毁灭对方的核武器，人类文明第一次面临灭顶之灾。

　　进入20世纪下半叶，西方文明揭开了恢复和重建的新篇章。在美国的援助和领导下，欧洲经济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女权运动和民权运动，促进了西方社会的改革和进步。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宣告结束。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人类文明进入了日益相互依赖的“地球村”时代。

　　20世纪上半叶产生了两大影响深远的思潮，一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二是萨特等思想家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致力于用科学的工具和态度来探索人的无意识世界，通过对梦的解析来理解人的非理性行为。他区分了本我、自我与超我，认为文明过度压抑了人的本能欲望的满足。弗洛伊德对人性和人类文明的未来持有比较悲观的态度，认为人性深处存在着强大的非理性和反文明倾向。

　　存在主义是对濒临解体的西方文明的一种回应。它试图回答二战后困扰西方社会的几个根本问题：当旧的观念和确定性被消解后，当普遍真理被拒绝后，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该如何安身立命?面临技术的威胁和官僚制度的操纵，深陷焦虑中的人们该如何处世?假如宇宙中并不存在任何超验的普遍意义，那么人们应该给自己的生活注入什么意义呢?存在主义者认为，人们的自由选择将塑造人生的意义;每个人都应该勇敢地、负责任地投入生活，实现独特的自我。

　　起源于19世纪最后30年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化和艺术运动，进入20世纪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新的绘画艺术流派相继涌现：立体主义艺术家通过碎裂、解析和重组，试图从不同视角同时展示所描绘的对象;抽象艺术流派则更进一步回避对任何现实事物的刻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达达主义否定任何现存的美学规则;超现实主义旨在揭示下意识的非理性冲动;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追求完全即兴的发挥;20世纪60年代的波普艺术融合了大众艺术和高雅艺术。20世纪后半叶的视觉艺术受到大众传媒和电子技术的影响，强调过程与媒介，表现了后现代文化特有的诙谐与反讽，形式更加多样，更加变幻莫测。

　　现代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绘画一样，表现了对传统形式和主题的强烈反叛。现代主义作家大胆尝试并置、多重视角、意识流等多种表现手段，反映了两次大战期间及战后充斥西方社会的怀疑、幻灭与荒谬感。继之而起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摆脱了现代主义高度内省的焦虑与严肃，用诙谐、怀疑和反讽的笔调，讲述后工业和全球化时代的困惑与希望。

　　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将把人类文明带向何方，我们有理由担忧，但似乎有更多的理由保持谨慎的乐观。

　　(本文节选自《人文传统》[1—3册]序言)

　　《人文传统》插图：洛加·德拉·洛比亚的大理石雕《唱诗班》局部《击鼓者》

　　《人文传统》(全三册)(The Humanistic Tradition)全彩插图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定价：336元/套

　　《人文传统》插图：卡米耶·毕沙罗的油画《蒙马特大道：雨天，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