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现任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国际中西比较哲学学会（ISCWP）副会长。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思想史和宗教学。迄今出版著作6部，中英文论文70余篇。

    “礼云礼云，汉服云乎哉？”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待“汉服”被官方逐渐接受的说法？

    彭国翔：据我的了解，所谓“接受”，我想只是对于社会上一些人，包括最近个别政府官员，在一些特定的场合穿汉服，有关方面没有明确表示反对而已。这种默许，当然是随着上世纪90年代尤其2000年以来国学、儒学地位的提升而逐渐发生的。而国学、儒学地位提升，自然也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自发的社会现象，它是伴随着中国政府文化与社会发展战略的调整，这的确有政府一定程度的提倡与支持。如今一些政府官员在特定场合穿汉服，应当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去理解。

    时代周报：仪式上的重视对儒学复兴的推动作用有多大？

    彭国翔：仪式或者礼仪，英文叫“ritual”，当然有其重要性，它是人们内在的价值、情感要客观化所必需的。不过，这种外在的表现形式，须以内在真实的价值与情感为基础，否则，就成了徒有其表的虚文。孔子的时代，礼仪需要用“玉帛”来表现，但如果仅有“玉帛”的外在形式，缺乏了需要作为“礼”之基础的“仁”，这种“礼”，就受到了孔子的质疑和批评，所以孔子有“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的反问。他的意思就是强调礼仪必须以仁义为基础，才不会流于形式主义。对于推动儒学的复兴来说，重视一些礼仪，尤其日常生活人与人交往过程中彼此表达友善与尊重的客观方式，自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在儒学的核心价值被破坏之后，更为重要的是将那些价值，尤其是在与西方文明接触之后自我更新和发展之后的基本价值，真正植根于人心和人生。一旦那些基本价值真正验之于心，自然也就会体之于身，在日常生活中获得自然的流露与表现。不然的话，孔子若今日复生，恐怕还会提出“礼云礼云，汉服云乎哉？”的质疑。

    时代周报：你认为应不应该大规模在官方层面推广汉服等传统文化仪式？

    彭国翔：在官方层面推广一些传统的仪式，我认为有一定意义。但是否要“大规模”？怎样才叫“大规模”？值得考虑。而且，哪些传统文化仪式在当今仍然有生命力，值得推广，哪些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也需要认真考虑，不能一概而论。正如孔子自己提出的原则，所谓“因革损益”，就是对待以往的传统，不是照单全收，除了继承（“因”）之外，还要有所去除（“革”）。不合时宜的要去掉（“损”），以往没有但合乎人性内在要求的，要吸收增加到传统之中（“益”）。

    时代周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官方、半官方、民间的场合会穿汉服，但也有很多批评声音说这些其实都不是正确的汉服，真正的汉服应该是怎样的？

    彭国翔：坦率地说，在我看来，问题根本不在于那些是不是真正的汉服，而在于所谓“汉服”本来就难以确定。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什么叫“汉服”？如果明代的服装是汉服的话，那么明代的服装与宋代不同，如此宋代的服装就不能算“汉服”了吗？如果宋代的服装是标准的汉服，那么唐代的又将如何？如果把汉代的服装定为汉服，汉以后中国人的服装又算不算汉服呢？再者，如果“汉服”指汉族人的服装，那么早已构成中华民族有机组成部分的各个少数民族的服装，又将如何定位呢？

    关键在于，服装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器物，原本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以及文明的融汇而自然演化的，这一类东西并不构成定义一个民族和文化的根本因素。比如，当今之世，我们穿西装，使用微软的电脑，开德国、美国和日本的汽车、喝咖啡，就不能做中国人了吗？以前有一首歌叫“我的中国心”，其中一句歌词说得很好，“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还是那句话，只要能对包括儒家传统在内的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体之于身、验之于心，穿什么样的衣服都不妨碍做中国人。事实上，在历史上，“中国人”原本就是一个文化的观念，可以超越地域，更与政权无关。

    总之，我的看法是，如果穿汉服的用意是要强调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回归与认同，那么，与其围绕什么是真正的“汉服”聚讼不已，不如大家一道去认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同时认真吸收人类一切文明中的优秀价值，做一个“富而好礼”、“威而不猛”的“中国人”，共同打造一个人文与理性、公平与正义的社会，使中华民族重新成为一个“富强”之外更有“斯文”的伟大民族，在当今之世再次赢得世界人士的敬重。

    “别有用心”的倡导和追捧伤害儒学

    时代周报：国家近年来对儒学研究有什么变化和投入？你如何看待“儒学的显学化”这一问题？

    彭国翔：随着政府文化与社会发展战略思路的调整，政府对儒学研究采取一定的扶持。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与儒学有关的科研项目和课题，就是明证。

    至于说如何看待“儒学的显学化”这一问题，我倒是思考很多年了。早在2006年，有媒体编辑约我撰写有关国学热、儒学热的文章时，我就明确表达了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当时我写的“儒学复兴的省思—缘由、问题与前瞻”，就是针对你的这一问题。这篇文章连同其他几篇有关的文章，都已经收入我去年出版的《重建斯文—儒学与当今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一书之中，这些文字可以说都是在一个全球的视域中聚焦和反省儒学的精神价值与时代课题。

    大体来说，当今之际重建中华文明的价值系统，我称之为“重建斯文”，无疑是必要的当务之急。其中，儒家传统毫无疑问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仁”、“义”、“礼”、“智”、“信”这些儒学的核心价值。不过，除了儒家的核心价值之外，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一切合乎人道、有利于人类自身完善的优秀价值，各种人类精神传统中合情合理的成分，都应该被吸收到新的价值系统—“斯文”之中。

    事实上，儒学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吸收新鲜成分而与时俱进的传统。如吸收佛道两教而产生的宋明理学、吸收西方哲学和宗教而产生的现代新儒学，正是那种“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精神，使得儒学成为一个能够不断自我更新和完善的活的传统（living tradition）。另一方面，如今复兴儒学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庸俗的商业化；另一个是狭隘民族主义化。两者对真正的儒学复兴都是莫大的伤害，足以构成儒学复兴的“死亡之吻”。“五四”以来对儒学的批判虽然间或不无极端，但真正具有内在价值的传统其实并不惧怕外部的批判，所以“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思潮，在某种意义上反倒构成儒学更新和发展的一种洗礼。而那种庸俗的商业化和狭隘民族主义化之下的追捧，在那些并不能“知行合一”、真正体现儒家核心价值的倡导之下，反而会成为真正儒学复兴、斯文重建的最大伤害。这一点，是我最为担忧而一再提请广大有识之士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