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典籍翻译的历史上，如果我们选择人物的话，中国的许渊冲先生，无疑是一个绕不过的丰碑，无论是将其放在国际汉学的范围内，还是放在中国近百年的中译外的历史上来看，许渊冲都是一个典范，他不仅仅给我们提供了丰硕的翻译作品，也写了大量的关于翻译理论的文字，这些都是我们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传播的宝贵财富。

　　一 许渊冲在中国典籍翻译理论上的贡献

　　许渊冲不仅在翻译实践上取得骄人的成绩，同时，在翻译理论上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中译外的翻译理论上独树一帜。他曾经总结了自己的翻译理论：“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却要求优化，传情而又达意。我评论文学翻译标准是：一要达意，二要传情，三要感动。正如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就是理解，达意;好之就是喜欢，传情;乐之，就是愉快，感动。形似而意似的翻译能使人知之，传达意美才能使人好之，传达三美(意美、音美、形美)更能使人乐之，如把‘关雎’译成Cooing and Wooing，传达三美，可以用等化、浅化、深化(三化)的方法。等化包括对等、等值、等效，如把‘死生契阔’译成meet or part，live or die;浅化指一般化、抽象化，如把‘千里目’，‘一层楼’译成a grander sight，a greater height;深化是指特殊化、具体化，如把‘杨柳依依’、‘雨雪霏霏’译成Willows shed tear和Snow bends the bough。总之，我把文学翻译总结为‘美化之艺术’,就是三美，三化，三之(知之、好之、乐之)的艺术。三美是诗词翻译的本体论，三化是方法论，三之是目的论，艺术是认识论。”他还提出了“创优似竞赛”的理论。

　　许渊冲翻译理论的特点是什么?它在中国典籍外译的实践中价值何在?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是应特别注意的。

　　其一，在翻译理论上，特别是在中译外的翻译理论上，许渊冲反对生硬地套用西方的翻译理论。九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涌入我国，大批关于西方翻译理论的书籍相继出版，运用这些西方翻译理论来研究翻译的著作也开始大量出版。许渊冲通过自己的翻译实践，对在中国流行的翻译理论提出了批评，反对在中译外过程中套用西方的翻译理论。在谈到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时，他认为，这个理论在中英互译的翻译实践中是不符合的，“为什么呢?从理论上讲，动态对等论可以适用于西方文字之间的互译，因为根据电子计算机的统计，西方主要文字的词汇大约有90%是对等的，例如英文和法文to be or not to be译être ou non pas être;就可以说是对等了。但中文和西方文字大不相同，据电子计算机统计，大约只有40%可以对等，而50%以上都找不到对等词。”(《谈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中国翻译学落后于西方吗?》，见《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1期)他通过具体的翻译实例，以自己所建立的“优化翻译法”来评价西方翻译学中的对等理论，对这种西方翻译理论做了批评。他说：“(1)对等译法比优化译法要容易得多;(2)对等译法可以适用于西方文字之间的互译，不完全适用于中西互译;(3)优化译法既可用于中西文学翻译，也可用于西方文字之间的文学翻译。”许渊冲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关于翻译理论的辩论中是孤独者，但实践证明，他的一些想法，他从自己的翻译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翻译理论是有价值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场讨论时，我们可以体会到它的更大的文化意义。百年来中国人文学科基本上都是拿西方的理论，来套中国的实际。理论上的崇拜西方，跟随西方理论界跑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当然，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有相当多的是有价值的，是西方学者深入思考和创造的结果，问题在于，如何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消化这些理论，如何发现其中不适应中国文化特点的地方而加以抛弃和改造。如果放到中国整个的人文学科领域来看，像许渊冲这样，敢于对西方的理论提出挑战，敢于根据自己的实践修正和批评西方理论的人实在太少了。

　　其二，坚持从翻译实践中总结翻译理论，建立中国自己的翻译理论。许渊冲之所以敢于对西方的翻译理论提出挑战，根本原因在于他自己就是一个翻译家，一个有外译中和中译外双重丰富实践经验的翻译家，而不是一个空头的理论家。目前在国内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有不少学者谈起翻译理论口若悬河，但自己本身并未从事过真正的翻译实践。尤其在中译外方面，一些翻译理论研究者只是凭借着外译中的理论来改造中译外的理论。许渊冲说：“关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我认为实践是第一位的，理论是第二位的;也就是说，在理论和实践有矛盾的时候，应该改变的是理论，而不是实践。……要用实践来检验理论，而不是用理论来检验实践。文学翻译理论如果没有实践证明，那只是空头理论，根据我六十年的经验，我认为空论没有什么价值。”许渊冲的翻译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译外，目前的西方翻译理论几乎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据我所知韦利曾写过关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理论文章，但他在西方翻译理论界并未有影响，而在中国能在外译中和中译外两方面都有杰出贡献的只有许渊冲先生。所以，在许先生看来，所谓的西方翻译理论其实并不全面，这些理论基本没有涉及到西方语言和中文之间的关系，这些理论顶多只是西方各种语言之间翻译实践的总结。因此，许渊冲下面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他说：“翻译理论应该是双向的，也就是说，既可以用于外文译成中文，也可以应用于中文译成外文。因此，没有中外互译的经验，不可能提出解决中外互译问题的理论。目前，世界上用中文和英文的人最多，几乎占了全世界人口的一小半，因此，中文和英文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文字，中英互译是国际间最重要的翻译，而西方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没有一个出版过一本中英互译的文学作品，他们不可能提出解决中英互译问题的翻译理论。”这场争论实际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学者能否根据自己的实践来提出理论。就中译外来说，当年王国维先生在评价辜鸿铭的翻译时做过一些总结，林语堂先生、梁实秋先生也都讲过一些，但大都比较零碎。系统地提出自己的中译外翻译理论的，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只有许渊冲一人。更难得的是，他所提出的这些理论全部是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而且主要是在中译外的翻译中提出来的。

　　二 许渊冲翻译理论的中国特色

　　努力从中国文化本身的传统来总结翻译理论，是许渊冲翻译理论的重要特点。许渊冲的翻译理论表达简洁、明了，像“美化之艺术”，就是三美，三化，三之，其中三之就是知之，好之，乐之，这样的表达非常中国化，但这样的表达确是许渊冲先生从中国文化本身汲取营养所做的创造性转化。“三美”之说来源于鲁迅，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则写山曰嶙峋嵯峨，状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鳟鲂鳗鲤，如见多鱼。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1978年，许渊冲在自己翻译的《毛泽东诗词四十二首》英文、法文版的序言中正式把鲁迅的这个观点运用到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外译上，提出了“三美”理论。许渊冲的“三之”理论也是从中国文化中提取出来的。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许渊冲在《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6期的《知之·好之·乐之·三论之》一文中，正式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翻译理论中，并同时将孔子的这个思想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思想结合起来，加以总结。

　　他说：

　　我想这话可以应用到翻译上来，那就是说，忠实的译文只能使读者“知之”，忠实而通顺的译文才能使读者“好之”，只有忠实通顺而又发挥了优势的译文才能使读者“乐之”。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当作‘蓦然回首’)，那人正(当作‘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我想这话如果应用到翻译上来，第一境可以说是“知之”境，第二境是“好之”境，第三境是“乐之”境。“乐之”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是读者对译者的最高评价，是翻译王国的桂冠。

　　许渊冲翻译理论中最具有特色和创造性的是他从《易经》中所汲取的智慧，总结出的翻译理论。他所提出的译者八论，极有智慧，他说：“翻译学也可以说是《易经》，‘换易语言’之经;自然，译学的八论和《易经》的八卦是形同实异的，现在解释如下:

　　一论：译者一也( )，译文应该在字句、篇章、文化的层次和原文统一。

　　二论：译者依也( )，译文只能以原文字句为依据。

　　三论：译者异也( )，译文可以创新立异。

　　一至三论是翻译的方法论。

　　四论：译者易也( )，翻译要换易语言形式。

　　五论：译者意也( )，翻译要传情达意，包括言内之情，言外之意。

　　六论：译者艺也( )，文学翻译是艺术，不是科学。

　　四至六论是翻译的认识论，也可以算是‘译者依也’的补论。

　　七论：译者益也( )，翻译要能开卷有益，使人‘知之’。

　　八论：译者怡也( )，文学翻译要能怡性悦情，使人‘好之’、‘乐之’。

　　七八论是翻译的目的论。”

　　译学八论之间的逻辑关系是“译者一也”是翻译的理想，翻译就是两种语言的统一;“译者依也”，翻译只能以原文字句为依据;“译者异也，就是译文可以创新立异;“译者易也”，翻译就是转换语言;“译者意也”就是要求翻译要传情达意;“译者艺也”说明翻译是一门艺术;“译者益也”指出翻译要开卷有益;“译者怡也”，指出翻译应该怡性说情。

　　许渊冲套用《道德经》的语言所总结的翻译理论，在语言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理论上也完备而简洁，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对翻译理论的最精彩总结。

　　译可译，非常译。

　　忘其形，得其意。

　　得意，理解之始;

　　忘形，表达之母。

　　故应得意，以求其同;

　　故可忘形，以存其异。

　　两者同出，异名同理。

　　得意忘形，求同存异;

　　翻译之道。

　　三 许渊冲翻译理论的文化价值

　　中国学者将中国古代文化翻译成西文，从陈季同开始已有近百年，期间辜鸿铭、林语堂、吴经熊、杨宪益等都有翻译的佳作，林语堂、杨宪益也谈过自己的翻译理论，但翻译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如此之多，在翻译理论上如此全面展开的唯有许渊冲一人。许渊冲的翻译理论是在同当代学者的论战中，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逐步积累和总结出来的。尽管学界对他的翻译理论仍有不同意见，但如果将其翻译理论放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考察，其贡献和学术意义就十分明显。

　　百年来中国学术界都是以西为师，用西方的理论来分析自己研究的领域和问题，这样的学术路径在一些研究领域是完全可以的，例如国际关系、政治学、社会学等，但一旦涉及到中国的问题，在这些领域就必须注意其理论的适应性问题。而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十分悲哀的是绝大多数研究者也都在使用者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这并非说在中国文化研究中不可以使用西方的理论，而是说，在用这些理论处理中国的材料时要更加小心和谨慎。缺乏从自己文化根基总结本研究领域的基础性学术理论，这是目前中国人文研究领域最重的问题。许渊冲先生尖锐地指出：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理论界，大多是从西方语言学派摘取片言只字，用于中文，并无多少经验，并无多少翻译实践，更无杰出成果，却妄自尊大。……

　　许渊冲翻译理论的文化价值在于：

　　首先，中国当代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应逐步走出“以西为师”的“学徒时代”，不能仅仅依靠援引外部的理论和思想来支撑中国的实践。我们看到绝大多数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者仍在重复着西方的各种理论，无论是古典的还是后现代的。食洋不化，从骨子里的崇洋是很多人的通病。在这个意义上，许渊冲的学术实践和理论对整个人文学术都有着极大的启示。

　　其次，要注重自己的社会现实和实践，将其作为学术发展的生命源泉。尽管近四百年来中译外的主体是西方汉学界，但从陈季同开始，中国学者已经进入这个领域，并开启了自己的实践。许渊冲的理论并非是自己编造出来的词汇，而是从自己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他的实践的数量和规模在中译外的历史上都是完全值得肯定的。我想，如果没有这大量的翻译实践，许渊冲是总结不出来这些理论的。没有一种学术是在空中楼阁中产生的，中国当下正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社会发展之迅速，社会进步之猛烈是前所未有的。百年来对外来文化，特别是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吸收，终于产生出今天这样宏大复杂的社会局面。但在如此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面前，很多学者不能投入其中，而是醉心于用连自己也搞不清楚的一些西方理论，来解释今日之中国。关注中国当下的社会实践，投身于实践之中，才能创造出新的理论。许渊冲先生正是在近三十年来的中译外大量翻译实践中，才脱颖而出，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翻译理论。

　　再次，中国的理论必须是自己民族的语言。许渊冲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努力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从近代文化的发展历史角度来总结翻译的理论。这些理论无论在表述上，还是在概括的内容上都表现出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他的语言表达尤其值得注意，对照一下目前国内翻译界的人所使用的语言，几乎绝大多数是洋腔洋调。翻译理论的表达，表面上是一个语言问题，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学术的自主和自觉。“海德格尔曾引述洪堡的观点说：一个民族有可能给予它所继承的语言另一种形式，使之完全变成另一种崭新的语言;换言之，它可能不改变语言的语音、形式和规律，而把崭新的东西赋予语言，使同一个外壳获得另一个意义。”(转引自吴晓明《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见《学术月刊》，2012年第7期)许渊冲的语言表现了极大的创造性，如果将其放入当代中国人文学术，它无疑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语言。

　　最后，学术心理上的自足是学术创新的基础。自己不自信，如何谈创新。读一读许渊冲这段话，就足以看出他的学术心理状态是多么的自觉。他说：“在我看来，现在世界上有十多亿人用中文，又有十多亿人用英文，所以中英文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中、英文之间的差距远远大于西方语言之间的差距，因此，中英互译的难度远远大于西方语言之间的互译。直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外国人出版过中英互译的作品;而在中国却有不少能互译的翻译家，成果最多的译者已有四十种译著出版。因此，以实践而论，中国翻译家的水平远远高于西方翻译家。而理论来自实践。没有中英互译的实践，不可能解决中英互译的理论问题。因此，能解决中英(或中西)互译实践问题的理论，才是目前世界上水平最高的译论。”

　　一般人读到许先生这段话时，初步感觉似乎在自我陶醉，但一旦细想一下，就会看到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在中国典籍外译的历史上，许渊冲先生是一个里程碑，他的翻译理论是不仅仅在翻译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整个人文学术研究领域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文化意义，他的思想和道路对即将走出和正要走出学术“学徒期”的中国学术界来说，对绝大多数人文学者来说都是一个榜样，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