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详见本报6月16日—20日系列报道“丝路遗珍·丝路精神”），及独立申报的“中国大运河”项目，双双成功列入名录，这是国际世遗组织修改申遗规则后，中国首次一年新增两项文化遗产。

    此次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大运河，包括横贯中国中东部地区的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在春秋战国、隋朝及元朝时期都曾经历过大规模兴建。

大运河的活力

    中国大运河之“巨”，毋庸置疑。依据历史分段和命名习惯，大运河共包括十大河段。申报的系列遗产分别选取了各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和重要遗产点，包括河道遗产27段，总长度1011公里，相关遗产共计58处。遗产类型包括闸、堤、坝、桥、水城门、纤道、码头等运河水工遗存，以及仓窖、衙署、驿站、行宫、会馆、钞关等大运河的配套设施和管理设施，以及一部分与大运河文化意义密切相关的古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等。这些遗产分布在2个直辖市、6个省、25个地级市，遗产区总面积为20819公顷，缓冲区总面积为54263公顷。

    大运河遗产之“活”，是其另一个显著特征。山东济宁以南的部分仍在通航，在交通运输中发挥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据悉，目前大运河每年的吞吐量相当于4条京沪线。其他一些河道转变成为景观河、灌溉河、排涝河，在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外，大运河的“活”还体现在它始终是一条不断发展变化的运河。历史上，因为黄河改道等自然原因，大运河就曾多次变迁。近代以来，随着传统功能的部分退化，运河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管理维护设施不断更新，运河沿线城市面貌也持续改善，而这些变化共同为大运河作为活态文化遗产的价值作出贡献。妥善处理好遗产保护与“活态”遗产持续利用是大运河遗产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

申遗保护的难度

    大运河之大、之活是其无可替代的特征，却也同时带来了申遗保护之难。

    大运河保护管理工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且不说全境涉及8省（市）、25个地级市，仅一个城市就涉及文化、文物、交通、水利、环保、城市规划等多个领域。记者了解到，国际组织专家的一个改善建议就涉及好几个部门，协调管理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比如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认为大运河部分段落的保护范围和监控地带偏小。现状是，想拓展的保护范围内有不少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的楼房，要拆除就面临土地置换、居民拆迁、人员安置等多种困难。

    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沿线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2006年、2013年国务院相继将京杭大运河和大运河整体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国务院批准开展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大运河保护成为国家重大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在国务院指导下，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牵头，沿线8省（市）和国务院13个部门建立了跨地区、跨部门协商机制；在省部会商小组的统一指导和协调下，颁布实施了大运河遗产的专项保护法规、联合协定和国家级、省级、市级保护规划；完成了大运河全线遗产资源调查；组织实施了一批大运河遗产保护、展示工程；建立了大运河遗产档案和监测系统，大运河遗产的保护管理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大运河沿线35个城市还建立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城市联盟，制定《大运河遗产保护联合规定》，进一步确保大运河遗产得到整体保护。

    大运河申遗的难度除了来自遗产本身外，还来自国际社会。首先，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政策对我国不利。政策明确强调向三种国家“倾斜”：向没有世界遗产的国家倾斜，向十年内没有申报的国家倾斜，向十年内没有申报成功的国家倾斜。另一方面，中国在世遗领域发展速度之快，令世界惊叹。世界申遗始于1976年，而中国是在10年后的1986年才刚有了零的突破。但仅仅经过短短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世界遗产数便从零迅速上升至世界第二。正如一位国际专家所说：“我们已经习惯了中国项目的精彩”，国际组织希望我国作为世界遗产大国，能够在大运河保护管理方面做得尽善尽美，因而在实地考察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我国能继续开展对缓冲区体系的修正等工作。国家文物局多方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改进工作。

    天道酬勤。大运河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努力的认可。

申报世遗的意义

    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最重要的并非成功与否，而是因申遗带来的保护与关注。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大运河申遗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推动下，社会各界对大运河保护给予高度关注，掀起认识、研究、爱护大运河的社会热潮，吸引大量社会资源也向大运河遗产保护领域聚集，使遗产保护状况在短时间内得到显著改善。

    另一方面，跨省跨部门协调机制、层次分明的保护规划体系以及涵盖全部申报遗产、多层级监测和档案信息体系的建立，为巨型活态文化遗产保护进行了有益尝试。

    记者从2009年开始跟踪采访大运河申遗，5年来，见证了申遗给沿岸城市和地区带来的变化。尤其是对一些已断航河段的治理，可谓是彻底“整容”。申遗前是死水沟、臭水沟，垃圾遍地、蚊蝇乱飞是常态；申遗后，当地政府和百姓知道了它的价值和意义，从环境整治着手，将遗产保护与城镇发展建设相结合，与历史文化展示相结合，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将它们变成民众宜业宜居的美好家园。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实地考察时看到，大运河就在人们身边，就是运河人家生活的一部分：上下班经过大运河，在运河公园或岸边绿地晨练，晚饭后在这里散步、休闲，那么随意、惬意。

    申遗是手段，保护遗产、造福民众是目标。大运河申遗是对中国申遗工作宗旨的生动注释。（本报北京6月22日电 本报记者 李 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