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人类的历史是一卷放映中的胶片，那么最能让我们短暂倒带、回望过去时光的应该就是文物了。文物，既是漫漫时间长河中遗留下来蕴含人类智慧的珍珠，又是勾连两个时代唤起今人真挚情感的桥梁。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的人生经历是有限的，而文物却能让我们悠游五千年，感悟人与人之间丰富情感，纵横九万里，体味九州风物四方民俗。通过文物，我们能深切地触摸到祖先们跳动的脉搏，也能清晰地感受到他们生命残留的点点余温。

    瓷玉之美——“和”之灵魂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因大雨垮塌，塔基地宫暴露，考古部门随即对地宫进行了发掘。这是一次举世震惊的大发现，除了唐朝皇家供奉佛指舍利的大量金银器、琉璃器与丝绸之外，一批釉色莹润的精美瓷器也令发掘者久久难以忘怀。

    根据地宫中所出“衣物账”的记载，它们叫作“秘色瓷”，来自大唐王朝东南一个富饶的地方——越州。越州越窑的青瓷从汉代以来就驰名全国，而秘色瓷则是越窑青瓷王冠上的明珠，它集中体现了我国制瓷业者在元代以前的最高审美追求——类玉。

    类玉的审美源于我国古人对玉的执着热爱。古人习惯把君子与玉相比照，把玉温润而泽、廉而不刿的特质与君子仁义礼智信的五德联系起来，把玉外表柔和、质地坚硬的特点与君子外圆内方的处事原则相统一。玉由此成为了民族精神的物化表现。玉柔和、润泽、通透的美学特点也就成了中国美的典范。于是，相似质地的琉璃器、石器、瓷器努力追求模仿玉也就成了潮流。

    古人对玉的喜爱塑造了中国人致“和”的思维模式。这种“和”的精神并不是平庸的代词，而是中和、谦虚、满含敬畏之心的寓意，就如玉与金银、瓷与玻璃的对比：玉没有金银般耀目的光泽，却也没有金银的冰冷与压迫感，令人倍觉亲近、温暖；瓷器没有玻璃器的通透与光亮，却更有底蕴、厚重大气。也正因此，如瓷似玉的中华民族之美就显得尤为深沉含蓄、充满力量。

    陶俑之悲——人本精神

    1976年开始发掘的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向我们展示了春秋时期秦国国君秦景公的威严，这种威严因其墓葬中的166具人殉与20具人牲而令人震撼。每当看到墓葬中黄肠题凑外密密麻麻的一百多具棺木，我总是会想起《诗经》中的“黄鸟”篇：“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从《黄鸟》中哀唱的子车氏三雄为秦穆公殉葬，到秦景公墓中从死的186人，我们看到的是黄土下一具具蜷曲的骸骨，听到的是秦人“彼苍者天，歼我良人”的号啕哭告，惋惜的是忠臣良将不能为国效力，将一腔热血空付黄泉，愤恨的是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与人的尊严被强权践踏与毁灭。

    于是，我们难免庆幸陶俑的出现。虽然孔子曾经愤怒地诅咒那些用陶俑随葬的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但若没有这些泥塑，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明英宗废止人殉，其间又不知会有多少身躯深埋黄土，几许魂灵困厄黄泉。

    陕西是我国古代墓葬陶俑出土数量最多、时代序列最完整、艺术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今天，当我们来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时，往往被这些古代陶俑的艺术美所吸引，为秦俑的传神、汉俑的静美、唐俑的豪迈、宋俑的恭顺而击节，为他们或欢乐或愤怒的表情，或狰狞或谦卑的神态而赞叹。但我们却很少留意到，正是他们炯炯的目光驱散了企图以人殉葬的邪恶幽灵。我们在欣赏陶俑外在之美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当年塑造它们的工匠是怀着怎样虔诚的心情；不应忽略它们是为了替代生命而惟妙惟肖，更不应忽略他们的使命——保护每一个平凡的人。

    今天，陶俑身上的土沁与残损还在轻轻诉说着它们在没有光明的世界里度过的日子，而它们的容颜一如往昔般宁静。透过它们安详的面容，我们能看见的是中华民族的人本精神——它显现在一件件陶俑的身上，它深植在敬天保民、仁者爱人的千万颗心里。

    甲骨之思——理性骨骼

    中华民族是一个诗意的民族。我们善于运用胭脂、秋叶、雨后初晴的天空与艾草来指代红黄蓝绿的色泽，我们会在烹饪时写意地把握盐少许、味精少许的尺度，我们也会在小说中用山桃熟了几回来计算流水般匆匆而过的光阴。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共同创造的诗意氛围早已融入了我们的血肉，但这样的血肉也给了我们一种错觉——似乎我们的传统是诗意而模糊的，缺乏理性的精神。其实，生存在这古老东方的人们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经将理性的精神铸成铮铮铁骨，隐藏在那兆纹错落、色泽斑驳的甲骨之中。

    周原，是周人的发祥地，其核心位于今天陕西宝鸡市岐山与扶风两县之间渭河北岸上一块宽广高敞的台塬，《诗经·大雅·绵》中曾经这样满怀深情地赞颂这片神奇的土地：“周原膴膴，堇荼如饴。”自1977年始，周原出土了大量的甲骨，其中不乏一些包含周王室线索的重要骨板。

    关于甲骨的传奇我们已听了很多，却很少关注甲骨制作与问卜的过程。也许有人认为，把诸事付与鬼神、把吉凶托与甲骨，是生产力低下的古人寻求精神慰藉的手段。其实，即使到了只能求助于超自然力的无奈时刻，周人依旧在甲骨的制作与问卜过程中保留了他们对理性精神的坚持。

    在周代，甲骨的制作与使用有着一套完整而严格的程序。首先是选材与脱脂，其次是整治甲骨以便占卜，最后是灼龟并说兆。用烧红的圆木在甲骨上旋转烫灼，使甲骨开裂出现“兆纹”；在灼龟的同时，占卜者要一面祝祷，一面陈说所卜之事，并事先约定好何样的兆文对应何样的结果。《史记·龟策列传》中曾载：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开，内外交驳，身节折；不死，首仰足肣。”“说兆”正是关键所在，“说兆”的存在说明，在用甲骨卜测时，为了最大限度保证结果的科学性，周人尝试尽可能地排除人为因素的干扰。占卜结果虽然是由负责巫事的贞人来解读的，但贞人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解读结果，因为在解读之前，问卜之人已经把不同的兆纹与结果联系了起来。我们的祖先周人，即使是问卜，仍坚持发挥他们最大的才智，排除人为因素对问卜的影响，让结果接近真实，这种理性的精神正是我们应当传承的智慧。

    文物的艺术价值总是在第一时间被人们直观地感受到，而隐藏在其中的美的精神却往往被忽略。其实，这些文物或悲壮或恬淡，或傲岸或坚毅的“生存方式”，才是其艺术美深处的价值观；同样，文物的历史价值绝不仅仅是为我们展示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而是让我们学会用沧海桑田的历史标尺去衡量生命的尊严与价值，用一种理性的智慧，帮助我们面对现实、冲破局限。呼啸（作者单位：陕西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