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尚“礼”。“礼”，是先贤们提倡的观念经两千多年的被选择、被认同后，铸成的民族性格。

　　孔子提出“克己复礼”，认为礼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礼记》中有这样几段话：“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以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意即为，人之所以为人，区别于鸟兽，是因为懂得“礼义”。

　　“礼”，对于个人而言，是规定品德修养、行为举止的具体要求;对于社会而言，是规范社会秩序、人际关系的具体约束。“克己复礼”，就是要人克制自己的私欲，用公认的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回到礼义的规范中去。东方儒学讲求“吾日三省吾身”“知耻近乎勇”。马克·吐温说，只有人是知道脸红的动物。诸如羞耻、尴尬之情，是“克己复礼”的心理基础。法律可以让人不敢越矩，制度可以让人不能越矩，只有“文化”，可以让人不愿越矩。

　　家风与家教，无形中培育着下一代的意志和品格。“礼”与“义”之内涵，诸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是传统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千年的传袭与继承中，具体化为“忠厚传家远，诗书济世长”等铭文。

　　良好家风传承，非通过训诂等口头方式传承，更重要的是长辈的“身体力行”。西汉初年学者韩婴《韩诗外传》中记载有孟母“断织”的故事：孟子小时不知努力学习，时常中断自己的学业。孟母为教育他，有一次竟用刀将自己织机上将要织成的布割断，从而使孟子感悟到“半途而废”的道理。刘向《列女传》亦有著名的“孟母三迁”故事。范仲淹之所以志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为幼时母亲告诉他，“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良相可以治国安邦，良医可以治病救人，一个人想要自己快乐，就必须让别人先快乐。家教之重要性，还可以马为喻。马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但若把一匹幼马从小单独饲养，长大之后才让它进入马群，由于它的社会性本能从未被后天诱导过，它就不懂得遵守规则，容易成为“害群之马”。人同样如此，儿童若是从小缺乏道德的启蒙，他的善良本能就无法激发，自私与冷漠的性格便难以抑制。

　　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衍生的精神支柱。虽在时刻变动，但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抛弃它的传统而重新开始。中华传统“礼”“义”之文化中所包含的人伦观、自然观、生命观，都应当成为酝酿当下“家风”的珍贵的思想资源。

　　 作者：李庚其(作者系国学教育家、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