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梁漱溟与满族夫人黄靖贤新婚后在北京合影。

　　从古至今，家风家教都是评判一个人品德的重要维度。由于家族之于我们中国文明的特殊性，对家族的关注几乎是全社会的话题。我们从小都被告知，出门在外，体现的是自家的家风家教；我们还被告知，做人是从家庭环境开始的，只有真心诚意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

　　余世存的《家世》是这一话题的最新收获。它的特殊性在于作者具有学者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对家风家世的观察既有学者的态度，又有作家的情感。这部散文式著作的问题意识是社会性的、个人性的，它在追问读者：在中国社会或著名或普通的家族面前，你是失教的吗，是缺家教的吗，你能总结出自己的家风家教吗，你给社会或孩子提供了什么样的言传身教，给自己养育了什么样的品质……

　　孙中山曾说过：“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观念是很深的”。“中国国民和国家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性，宗亲家族伦理被我们当作负面的、反动的东西。使得传统中国文明的宗亲一环在近代以来出现了新儒家们所说的“坎陷”，出现了社会学家们所说的“断裂”。可以说，余世存的著作是立足于家族功能，尤其是家庭教育，但他的视野是世界性的。

　　在现代世界强大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面前，家庭教育几乎是无足轻重的。使得现代人的品质大同小异，很少看出其背后的家族烙印。余世存在书中指出，那些仍显得与众不同、仍有创造力、仍能给人教益的人物，多跟其家世或者家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家庭教育的功能作用无可代替，如他笔下的福建林家是要培养专门人才，以适应中国的现代化，浙江蒋家人多中西会通，海南宋耀如家是要做伟大人才……

　　余世存认为一个家族的成员在心性和行为上多有相似特征。其中林家的专业精神让人叹服，作者把这一特点当作中国人现代急需的品质。至于其他性格特征，作者在书中也多有可圈可点。如查家人的清高、高贵，其谨慎内敛和祖上遭遇“文字狱”有关。作者在查良铮（穆旦）和查良镛（金庸）上用力较多，诗人穆旦和作家金庸都有忠实的读者，但将其诗歌品质放在家族背景上，我们就能理解穆旦的成就。至于金庸，作者也节制地指出“金庸把查家的家族文化庸俗化了”。而作者对钱王世家的介绍也举重若轻，钱家人才“井喷”现象在华人社会都是罕见的，我们随时都可以想到钱钟书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等人来，作者承认“钱家享用的福报之大，是其他家望尘莫及的”，这其中就有“家训的力量”。中国人自小都知道要读好书，但好读书的习惯大概只有钱家人等少数人家做到了。

　　余世存是带着当代人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生命关怀来写作，他对钱穆、金庸、南怀瑾、荣智健、罗斯柴尔德等人的记叙都可以看出作者有标准，有底线。他强调了家族的正面功能，那些培养了人的正直、华贵、积德行善等品性的家族，在他笔下都有浓墨重彩的表达。当然他也指出了家族教育的缺陷，如有的家族虚荣、拜金，有的家族“太上忘情”。比如他写蒋介石家族，对蒋家的忠孝节义、罪行和视野进行圈点，几乎成为一面照见当代人的心胸、民族或民粹意识的镜子。

　　这是一部非典型学术著作，其折射的问题是多样的。毫无疑问，作者是倾向于唤回家庭伦理和教育，在作者看来，家世问题，说清一个人的来处，以指明其去处，不仅是全球化时代的世界问题，而且是更为紧迫的中国问题。宗亲家族问题、代际问题，都是我们当代人在面对的问题。余世存著作的意义之一，是把这一问题意识唤醒了。

　　《家世》 余世存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