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慕义　　

 邓嗣宇　　

　　1945年，两卷本《清代名人传略》由美国官方机构政府印刷局出版并首先在华盛顿发行，由此填补了美国汉学研究的空白。这本书最早是在1937年由美国汉学家恒慕义主编、中美两国汉学家共同完成，是一部在世界上影响很大的汉学著作。胡适曾为这本著作撰写序言，“至少在目前来说，没有任何语言包括中文在内的著作可与之相匹，无论在对概念的理解方面，还是在陈述的客观性和其应用上”，“它是今天可以看到的一部最翔实、最好的近三百年中国史，是研究现代中国早期历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费正清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也称这本著作是“按照恒慕义博士的编辑宗旨，编纂出版了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外国论述近代中国的著作”,“这既是中外合作的产物，又是美国汉学研究的胜利”。

　　一

　　在《清代名人传略》中收录中国这一时期800个人物的传记，反映了美国早期汉学特色，30年代开始分两卷出版。主编恒慕义组织了费正清等50位东西方学者参加编写工作，为编写好这部著作，工作人员查阅1100多卷正史，做了数百卷“笔记”。该传略行文严谨，每位传主都有姓名、字号、出生年月、籍贯，主要经历和事迹，篇未有注释。早在恒慕义指导编写《清代名人传略》时，曾邀请邓嗣禹负责编写33位太平天国时期人物传记，其中有3位人物(徐广缙、怡良、穆彰阿)就是他与费正清两人共同完成的。

　　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1884-1975)生于美国密苏里州沃伦顿，1915年被公理会派到中国山西汾州(今汾阳)明义中学教英文，任汾阳中学首任校长。1928年，恒慕义回到华盛顿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1957年与郭秉文创办中美文化协会并任首任主席。

　　《清代名人传略》能获得巨大成功，首先得益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丰富的藏书资源。该馆是美国最早收集中国图书的图书馆，也是中国之外最大中文书籍收藏馆之一。该馆最初在1869年收到清朝政府所送书籍10种(共计933册)，于1928年成立东方部，恒慕义为第一任主任。在他任职27年期间，该馆中文藏书由10万册增至29万多册，成为在海外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基地。

　　目前该馆藏书总量为90万册，除汉文外，还有满文、蒙文、纳西族和其他民族文字著作，藏书涉及领域主要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其中相当部分是清代档案资料，而明清间的方志、家谱、各类抄本和稿本也颇丰。国会图书馆还珍藏有一批藏文的木刻版画和手稿，其中的一部分是柔克义(William? Woodwillm? Rockhill)1888年至 1892年间在蒙古和西藏旅游时所获得。此后，1901年至1928年间，柔克义、劳费尔等学者又获得920件木刻版画和手稿。现在，国会图书馆也是西方世界最大的藏文献馆之一，所藏藏文文献涉及佛学、历史、地理、医学、乐谱、占星术、解说词、肖像学等诸多领域，这些都与恒慕义早年所作出的贡献分不开。

　　早在1918—1928年间，美国农业部的一名植物学家施永格(1871-1952)就曾多次到中国，为国会图书馆收集中国各地的方志。恒慕义担任东方部主任之后的第二年即派人再次来到中国，着力收集补充该馆所缺中国方志。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国内形势动荡不安，各地藏书散出，恒慕义抓往这一机会，派人来华设立专门机构大量收集中文图书，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有的藏书家甚至分文不要，将珍藏赠与美国国会图书馆。一时间，我国的图书文献资料大量流向大洋彼岸，就连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善本藏书也不能自保。为安全考虑，恒慕义用船将这些藏书运载至美国，存放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遂将其全部排摄成缩微胶卷珍藏。他曾这样描述道：“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遗著，品类皆备，国会图书馆暨全国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发现，凡此善本，转入美国者，月以千计，大多要价不昂，且有赠予美国图书馆者，不甘为日本所攫，流放东土也。即以国会图书馆而论，所藏中国图书，已有二十万册，为数与日俱增”。截止到1942年，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善本已达1622种，其中仅《永乐大典》残卷也有41册之多。十五年后，中国学者王重民编纂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善本书录》中收录各种善本图书多达1777种。

　　早在中国时，恒慕义就决心编纂一部近三百年间的中国人物传记辞典。1937年初，在具备如此多的藏书量之后，他开始着手组织人马来完成多年心愿。1937年7月，邓嗣禹接受燕大同学房兆楹邀请，辞去燕大教职前往华盛顿，参加《清代名人传略》的编纂工作。

　　湖南人邓嗣禹(1905-1988年)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史学系，1932年当选燕京大学历史学会主席，同年获得学士学位，师从邓之诚、洪业等著名史学家。大学毕业后，他考入燕大史学研究所，1935年获得硕士学位并留校任讲师。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正在燕大做博士后研究的美国第一代汉学家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 ，1906-2001)，1936年两人合作编写了《中国参考著作叙录》。1939年在完成了《清代名人传略》之后，他到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攻读博士学位。

　　50年后，邓嗣禹于1986年发表的《太平天国研究之过去、现在与前瞻》一文中回忆道：他在参与编写《清代名人传略》时，“负责撰写太平天国时两方面的人物，在十个月内，共草成三十三篇传记，包括洪秀全、洪仁玕、李秀成、杨秀清、石达开、林凤祥。虽然冯云山、韦昌辉、洪大全、李开芳传已草就，因可据的材料少，太单薄，将前三者并入洪秀全传，李开芳与林凤祥合传。官方的材料多，写了曾国藩、曾国荃、胡林翼等篇。……为看远景，写要冲破网罗的谭嗣同传，其中附点孙中山事迹”。组织编写《清代名人传略》，也为恒慕义在世界汉学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他日后成为一名卓越的汉学家。

　　二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叙述和评价与我国学术界观点存在较大分歧。我国历史学者大多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对清代人物进行评价与定性，《清代名人传略》在论述鸦片战争有关历史人物时，引用了大量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出版的历史著作，诸如：阿瑟?坎宁安的《鸦片战争》(1845年)、郭士立的《道光皇帝传》(1852年)和德庇时的《交战时期及媾和以来的中国》(1853年)，依据这些史料，书中对清代历史人物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些史料都是我国学者不易见到的珍贵资料。

　　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重要运动，《清代名人传略》下卷中有较多篇幅论述这场历时十五年之久，波及十七省的农民起义战争。由邓嗣禹撰写的《洪秀全》一篇中，作者概述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全部过程，并论及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教训，对其定都南京后所做出的若干改革也有详细的叙述，诸如改历法，制定土地制度等。除洪秀全之外，太平天国时期正反两方面的主要人物均分别为之立传。

　　《李鸿章》一篇是《清代名人传略》中最长的一篇，约有一万余字，从这篇《传略》中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到晚清时期的政治脉络。《传略》称赞李鸿章一贯倡导改革，倡议修建铁路，架设电报线路，在1870-1894年间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同时对他的亲俄政策，揭露他接受俄国人的贿赂，在招商局等到大企业中拥有大量个人股份等问题都作出了客观的评判。

　　1840年之后，以魏源为代表的中国有识之士提倡向西方学习，最初是要以西方之长来制止对我国的侵略。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左宗堂等人大力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两人曾向清政府建议选派学童赴美国留学。但是，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以及在此影响下的各种改革不断遭到朝野保守派势力的阻挠，甚至于1881年一度停止选派留学生赴美。到了1893年，光绪皇帝也有了改革意图。上述内容在邓嗣禹撰写的《曾国藩》、《左宗棠》传记中均有论述。

　　辛亥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共和制度是中国人民在1840年之后历经艰险向西方寻求救国富民之道路的历史成果，康有为、孙中山等人是清末政治风云中的关键人物。《传略》对于这方面人物的事迹介绍尤为详尽。从此书中看到，自鸦片战争以后至辛亥革命时期，外国人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统治阶级内部的腐败，以及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压迫，向西方学习、探求救国富民之道的详细脉络。

　　在恒慕义领导下，参与编写《清代名人传略》让邓嗣禹开始涉足太平天国研究，这为他日后从事太平天国历史的系列研究工作打下良好开端。之后若干年，在恒慕义、费正清等人大力支持下，他先后出版了《太平天国新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50年出版，1966年再版)、《捻军及其游击战》(法国巴黎Mouton出版社1961年出版，1984年再版)、《太平天国史学》(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1972年再版，费正清作序)、《太平天国与西方列强》(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1978年再版)。

　　《清代名人传略》英文版2002年在台湾再版。邓嗣禹回忆说：“最初两册售价仅数元，故销路甚广，学习中国文史的研究生，几可人手一编。”可见这本书对于中国清史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1990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将《清代名人传略》翻译成中文版，并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年再版。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册，约130万字。出版者在前言中写到：“本书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通过对清代八百余名人物活动情况的详尽具体介绍，把上起明末下至清亡300年间历史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民族、宗教、文化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历史概貌展现出来，勾画出了整个清代历史的基本轮廓，构成了一部完美的中国清史专著。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史料价值，对研究我国清代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恒慕义在此之后曾先后出版过《超国家的国家主义》、《近百年来中国史学与古史辨》等著作。1948年美国亚洲研究会成立，恒慕义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费正清时任副会长。邓嗣禹当时作为年青历史学者和唯一的亚裔董事会成员，被提名为理事，兼任研究会秘书，直接参与和协助恒慕义的工作。

　　邓嗣禹在哈佛大学就读与任教期间先后与费正清合著《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954年)、《清代管理制度：三种研究》(1960年)都曾被哈佛大学用作教材，并多次再版。1967年，当邓嗣禹在增补《中国考试制度史》第二版时，为了向西方学者尽快推荐这部有国际影响力的著作，恒慕义为此书撰写了长篇英文摘要，再版时附在书后。

　　邓嗣禹致力于历史学教育与研究前后超过半个世纪。他于上世纪30~40年代分别在国内外所发表的《中国考试制度史》、《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中国考试制度对西方的影响》等论著曾先后在国际上引发争论，在学术界产生强烈反响。在太平天国史研究方面，他曾出版过四部著作和多篇有影响的论文，并应邀参加过《大英百科全书》、《科利尔百科全书》在此部分的编写工作，是美国太平天国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原标题：《清代名人传略》写就中美两代史学家交谊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