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主要指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前的古代汉字，时间范围大体就是先秦时期。这一时期的汉字，因无字书记载，每个字相当于今天的什么字，是需要古文字学家作出考释的。而秦统一以后，汉字进入了易识的隶书阶段，加之东汉许慎写了一部收有一万多字的著名字书《说文解字》，所以秦以后，绝大多数汉字无需特别考释便可认得了。因此，虽然秦汉时代也还在“古”的范围内，但其文字原则上已不在“古文字”范畴内了。不过因为出土的先秦、秦汉文字资料往往互有联系，古文字学所研究的对象有时也很自然地包括了秦汉文字。

    学术界所说的“出土文献”，一般包括甲骨文、铜器铭文（也称金文）、简牍、帛书、石刻（或写）资料等。那些单件字数较少的资料，如陶文、货币、玺印、封泥等，有时也被包括在内。这当然是比较宽泛的概念。严格一点的话，似特指简帛类文献。《墨子》屡言“书于竹帛”，这里所说的竹帛，就相当于今天的纸张。已出土的简帛类文献大致有传抄经典、个人著述、公牍文书、卜祷记录、葬品清单等等。

    如就狭义的古文字研究来说，它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所有出土先秦文字资料中不认识的字辨认出来，进而把那些资料中读不懂的话变成能读懂的话。只有在此基础上，方能将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运用到诸如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典章制度等其他层面的研究中去。

    要完成这样一个“前提性”任务，学者都用了哪些方法呢？总结起来，约有四种。

    一是据后世字形反推。跟世界上其他古老文字不同，汉字是唯一的“活”文字。从古到今，汉字虽有字体、结构等变化，但一脉相传，从未消亡。而其他古文字，如楔形文字、古埃及文字等，则绝无“后代”，早已成死文字。故释读古汉字的优越条件就是可以从后往前推。《说文解字》已给出的小篆、古文等字形，便是反推的起点。此外，宋人留下的那些专门收集传抄古文的书籍，如《汗简》、《古文四声韵》之类，也是学者辨认古文字的利器。汉字的一个特点是，大多数字是由偏旁组成的，认出一个偏旁，便可举一反三。

    二是比对传世文献。中国的传世文献，大体上是秦以后数量渐多。秦以前的，则是春秋战国的稍多，商和西周的偏少。过去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虽然不可能跟整部整篇的传世文献相对应，但字词、语句甚至段落相同或相似的机会仍然不少。如几版记载东南西北四方名和四方风名的甲骨，因其内容见于《山海经》和《尚书·尧典》等古书，学者便据此得以释出好几个疑难字。而近二十年来所发现的战国楚简中，更有一批见于传世文献的经典，如《周易》《老子》《缁衣》等等，这为学者快速释读楚文字并连带破解其他疑难古文字创造了空前的条件，有学者甚至称如发现“字典”一般。

    三是找出古文字自身的构成和演变规律。学者在接触研究了一定数量的古文字之后，自然会发现古文字自身存在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这种情形是任何学科都会遇到的。于是考察总结其规律，并据以破解疑难古文字，便成为一种最能体现学者功力的高级方法。过去郭沫若先生因发现甲骨文中“十之倍数”自“五十”起“均十在上，而倍之数在下”这一规律，成功释出甲骨文中的“五十”“七十”合文，并预测出“九十”合文也必是“十上而九下”，便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古人写字常常将两个字合并成一个字，学者称之为合文）。

    以上三种方法是就辨认文字而言的。要真正读懂文句，还须有第四种方法，即破假借。古人用读音与本字（不一定都有本字）相同或相近的假借字来记录语言，是很普遍的现象。又因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各时代各地区所呈现出来的假借习惯似乎也有些不同。假借一事，跟现在的网络语言很有点相似。曾见一篇搞笑文章，题为《史上最牛拼音打字高手间的对话》，里面全是“伤亡（上网）”“衰哥霉女（帅哥美女）”“瘦鸡好马（手机号码）”“蛋也有鸡会（但也有机会）”之类的话，假如你不能读破，即使识得那些字，也还是不能真懂它的原意。这种情况，传世古书里已见存在，所以清代大学者王念孙曾说：“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强为之解，则诘为病矣。”破假借，当然需要运用上古音知识，因为古今语音已有很大变化，自不能据今音想当然耳。

    以上所说的四种方法，实际操作起来，往往是综合在一起的。通常一个疑难字的破解，会用到好几种方法。个别特殊场合的疑难字句考释，甚至还会用到实物调查或实验的方法。

    明白了古文字研究的方法，便不难推想，古文字释读能否多快好省，客观上讲，跟出土资料的多寡和内容的贫富有很大的关系。而像上面已提到的，如果出土的是那些尚有传世文献可供比对的资料，那对于古文字的释读而言，就尤为重要了。举一个例子。甲骨文和金文中有一种表意写法的“视”字，因其形体跟“见”字差别甚微，长期被学者误释成“见”或其他字。直到1993年郭店竹简出土，学者看到简本《老子》“视之不足见”一句中“视”“见”二字的写法，方悟出过去将甲骨文、金文中的这类“视”字释成“见”，非但从未真正读懂过相关资料，事实上还湮没了金文中一批很好的朝聘礼资料以及楚国“视金□（数字）铢”铜钱牌上所记载的重要货币兑换信息。这类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近二十年出土的以古书为主要内容的郭店竹简、上博竹简、清华竹简，会具有不同于其他古文字资料的特殊重要价值。吴振武(作者系吉林大学副校长、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会长)（原标题：谈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