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专家对儒家经典的重要论题作出了新的诠释，尤以《四书》为中心，《论语》又是其中的重点。有学者就《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提出新解，指出旧注的“王教”论域更接近于问题的本真，体现了推崇“德教”、反对暴政的思想，主张将人先天固有之道“还”给人自身，导民由乎自己以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政治理念，显示出一种高远的政治理想和切实的人道精神。《论语》“亲亲互隐”章为近来学界反复论辩之话题，学者对此提出了新解，指出必须“回到”孔子与叶公对话的情景与状态之中去理解该话题，不能把儒家伦理归结为所谓“血缘亲情伦理”，不能简单地将之西方道德理性主义化，孔子的伦理原则，乃是一种追求与讲究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适中调和的道德“中庸”主义。《论语》首章“学而时习之”的注解，历来解释不一，近来更是多有新解，有学者从朱熹的注解出发，提出朱子认为，学的内容“本无定指”，以明善复性为其宗旨，朋自远来之乐非切磋取益之乐而是教化同道之乐，朱子本章之解奠定了其四书诠释的整体基调。学者同样就宋明理学重点诠释的《大学》《孟子》作出阐释，认为《大学》体现了儒家“修、齐、治、平”的层次性模式，是伦理思想与政治思想结合。学者一方面重新审察了孟子对“生之谓性”的批评，认为孟子反对的是告子对“生之谓性”的抽象理解，而非从原则上反对“生之谓性”，“生之谓性”原则与“仁义内在”的人性内容实相一致。一方面考察了近人梁启超的《孟子》诠释，体现了他的人生哲学思想。

    有学者提出，儒家天命观是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它决定了儒家哲学思想内在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特质。儒家同样有着丰富的“困境智慧”，它和忧患意识一道成为我们精神传统的宝贵资源。儒家思想历来受到尊崇，在少数民族入主时代亦不例外，通过重订曲阜孔庙元代加封孔子碑即可考察元代尊孔的情况。理学思想是儒学发展的又一高峰，本次会议对此亦多有讨论。学者提出明道“敬”论多是围绕《易传》《孟子》《中庸》《论语》与《西铭》等相关命题的综合解读展开，作为程颢学术同道的张载理学虽不以“心”标宗，但却包含丰富的心学思想，其内容主要由心论与知论两部分构成。作为周程思想的间接传人，张栻对周敦颐《太极图说》进行了详尽阐发，体现了张栻自身的太极体性论思想。王阳明作为心学的代表，《传习录》提出的“知行合一”说备受关注，学者对此提出新解，倡导从本体与功夫一致视角来谈论知行合一，强调知行合一说再现了本体与功夫的一致性，与心即理、良知、致良知相互贯通。清代理学承明代而来，理学大家陆陇其的政治伦理思想即显示了清代理学的特色。

    本次会议具有宽广的国际比较视野。学者们讨论了朱子杰出后学真德秀《心经》与韩国心法学的关系，认为《心经》和《心经附注》已成为韩国心性之学的阐释与建构的重要思想载体，对韩国心性之学影响至深。

    历代学人在经典注释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注经特色和理论，值得今人予以审视和反思，学者就经典诠释的相关理论作出了探索。他们提出，从儒学的诠释形态出发，存在经学化的儒学和哲学化的儒学两种诠释形态，二者存在会通的可能性，经学的复兴只能是现代化的而非传统的。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则应注意经、经学和经典之间的关系，经是思想系统内自然的选择和众人的公认，经典为具体知识系统中具有典范性、奠基性、原创性和权威性的文本著述。经学则是对经典的研读、诠释。若从观念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又应注意在经典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寻得其根据，应从现实生活世界及其变迁中获得动力。反思已往的经典诠释成就是很有意义的。学者探究了宋儒经典诠释对价值与事实关系的处理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而对现代新儒家的经典阐释作出了总结，揭示了方东美和唐君毅的经典诠释思想，指出方东美对朱熹的诠释在方法论上存在问题，以唐君毅为代表的学者对儒学存在宗教化诠释的倾向。此外，学者还提出了自身对经典诠释的理解，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存在”问题的思考方式具有中道、圆融、不二、双运的特色。

    教化思想的探讨是本次会议的另一主题，主要围绕着先秦经典文本的讨论展开。学者对教化理论有着概括性的分析，指出教化是主义、思想、学说一类的东西在社会上传播、推广之后所得到的信从或信仰，儒家教化存在上贯与下贯路线，具有与宗教教化不同的旨趣。具体而言，儒家教化具有榜样的形式，有着特定的组成部分及特点，儒家教化核心是礼乐，故学者探究了先秦儒家乐教传统的形成及其成人、成德的教化意义。教化的目的是成就君子人格，需要分析儒家的君子人格的特色及其在教化中的作用。儒家的教化必须依赖于经典展开，有学者讨论了《周易·象传》的教化思想，认为象传是对《周易》卦象和爻辞所作的解释，是一部圣人教化之书。古代思想家有着丰富而独特的教化思想。荀子即体现了道德理性主义进路的教化特色。明代理学家胡居仁的教化思想则以义利、举贤良思想为中心，江右王门后学刘邦采则以性命良知之学为其教化特色。（许家星）（原标题：学界研讨“经典与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