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平遥古城。
 

    建筑，被誉为凝固的音乐、石头的史诗。中国古代营造出了雍容华丽的皇家宫殿、自由婉约的江南园林等风格独特的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独树一帜，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古建筑大量消失，怎样认识、保护和利用古建筑成了一个时代难题。本报今起推出“飞檐下的中国”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今年9月，在昆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提出了昆明城市规划建设的6点反思。他指出：“在城市更新改造中，基本上采取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对昆明历史文化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昆明的情况，显然不是孤例。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一边是快速城市化，“每天消失一个古村落”，古建筑面对推土机朝不保夕；另一边是“城市病”蔓延，钢筋水泥耸立的“森林”快速抹去一个个历史遗迹。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当欧洲城市讲述着罗马式建筑的雄伟、哥特式建筑的森严、巴洛克建筑的纤巧时，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该拿什么去诉说呢？

    千城一面，能否替代中国建筑的精彩？

    是他挺身而出，“刀下救平遥”；是他振臂高呼，留住了周庄；是他锲而不舍，苏州古城格局犹存……几十年来，一直“奋战”在古建保护的最前沿，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被誉为“古城卫士”。由他保护、规划的5个古镇，入选首批“全国十大历史文化名镇”。

    面对这些“战绩”，80岁的阮仪三说：“不可否认，经过这些年的普及教育，大型古建保护得很好、很严格。”但他话锋一转，“虽然我们保护了一些传统建筑，但真正保护住的东西太少了，破坏的远比保护的多”。

    “特别是民居，除了个别戴上名人故居或文物保护名头的，大都没有得到保护。”阮仪三痛心地说：“说我‘刀下救平遥’，其实，当初平遥周边还有很多古镇，我没救成。比如当时平遥的一个姐妹城，有完整的城墙、钟鼓楼、孔庙和保存很好的民居，但上世纪80年代都被毁了。”

    中国古代建筑大体可归纳为4种基本风格：庄重严肃的纪念型风格、雍容华丽的宫室型风格、亲切宜人的住宅型风格、自由委婉的园林风格。“古建筑中有太多的文化信息值得现代人解读和体会。”阮仪三如数家珍：北方和南方，高原和平原，山区和水乡，建筑全不相同；陕北的窑洞，到了平原就成了山西的锢窑……

    “记载历史和文化存在两条并行的主线：一条是文字历史，一条是从古至今的建筑。”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教授张良皋说：“这些文物古建里有我们的血脉和DNA。”与现在的“千城一面、万屋一貌”不同，每一处古建筑都有其特点，都可以成为养料，带给现代建筑设计师灵感。

    排排新房，何处安放传统住宅的灵魂？

    旧城改造的大手，抹光了古民居，打通了里弄，建起了新房。可小区里的人们缺少感情交流，也没有睦邻的物质空间形态。阮仪三认为，应该从古建筑中找寻中国传统住宅的灵魂。

    北京的四合院，安徽的四水归堂，福建的土楼以及近代上海租界里的石库门，为什么都是“合院式”的？“房屋围合在一起，是为了安全、保暖、遮风、避雨，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房屋组合方式和空间格局，造就了一个个和睦亲切的家园，有利于形成亲密融洽的家庭气氛。”阮仪三说，这种基本居住单元哺育了中国人和睦、重德、互助的优良品质，才会产生胡同情结、街巷风情和里弄故事。

    中国传统民居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家庭为核心，形成亲密融洽的家庭温馨气氛。这也是现代小区应吸取的文化精髓。

    重修古建，是否先修人心和文化？

    像阮仪三这样的古建保护专家，过去常被指责为“拖城市建设的后腿”，可随着“古镇模式”带来的发展机遇，不少地方又开始“追捧”他们。但阮仪三也有了新的担忧：古城保护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以前是不识货，一推了之；现在是过度开发、过度商业化，破坏了古城文脉。“比如，有的人以保护古建筑为名把老房子收集起来，异地翻建成会所，这只是为了挣钱，和保护无关。”阮仪三气愤地说。

    古建筑要么被商业建筑蚕食，要么披上功利的外衣。阮仪三严肃地说：“要带着敬畏历史之心，不要让祖宗留下的珍贵遗产在我们这辈破坏和变味。”

    “保护古建筑，首先要了解文化、了解历史。”张良皋提醒说。比如，我国只有闽南把房屋叫做“厝”，现存的“古大厝”大都为清末民初华侨所建。古大厝“双燕归脊”的典型形象，旨在表达游子归心似箭、亲人急盼游子回乡的相互思念之情。“它的陡峭曲线表现游燕急切归家、从空中陡然下落的形态，许多人不明其意，将其擅自改成另一种风貌，曲线不美，寓意尽失。”古民居文化研究学者骆中钊指出。

    “古建筑保护专业性强，有热情还要科学。比如老房子异地迁建，我就不是很赞成，脱离了建设环境，房子的文化价值大打折扣。在保护时要多了解古建筑本身的特性，尽量保持其原真性和完整性。”张良皋说，这样我们的后代才能从我们保护的古代建筑中，触摸到文化与历史。（本报记者 张玉玲）（原标题：留住砖木筑成的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