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

 

　　漫长的中世纪，古代突厥各部落在辽阔的亚洲大陆腹地东征西战；公元7世纪，随着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广泛传播，突厥人逐渐接受了伊斯兰教，伊斯兰信仰成为突厥人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公元1071年，曼齐克特战役，突厥人的一支部落塞尔柱土耳其击败拜占庭帝国，占据了小亚细亚半岛的大部分领土，大批的突厥人随之陆续迁徙到此，小亚细亚成为突厥人此后的家园。这两段历史，是现代土耳其故事的起始。

 

　　地理上，小亚细亚半岛位于亚非欧三大洲交界地带，乃东西方交通之要冲、基督教和伊斯兰文明碰撞汇集之路口，占尽了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历史上，突厥军队是阿拉伯帝国（公元632年—1258年）中后期最具战斗力的军队，为阿拉伯帝国的开疆拓土和伊斯兰教的传播立下了赫赫战功。在长达600多年的奥斯曼帝国（公元1299—1923年）时代，突厥人更是成为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的领袖穆罕默德二世率军征服君士坦丁堡，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并且以此为首都，建立了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当年，阿拉伯帝国虽然从西线将整个西班牙并入帝国版图，领土也号称横跨亚非欧三大陆，但是在东线，君士坦丁堡成为阻止阿拉伯军队进攻欧洲的堡垒。据记载，在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时期，阿拉伯军队对君士坦丁堡发起四次大规模围攻，均告失败，最终阿拉伯军队损兵折将，铩羽而归。因此，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打开通往巴尔干半岛的大门，实现了阿拉伯帝国历代统治者未竟的愿望。如此辉煌的历史对于现代土耳其人而言既是丰厚遗产，又是一个高不可再攀的纪录。现代土耳其人总是梦想着重现昔日的辉煌，无奈却在后来居上的西方世界面前屡受重挫。

 

　　18—19世纪之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综合国力被欧洲列强全面超越。昔日强大的帝国成为“西亚病夫”，其广袤的领土和各个战略要地成为欧洲工业强国眼中的肥肉。1914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成为压垮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1918年—战结束，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被英、法、美、意等协约国军队分区占领。为了全面肢解奥斯曼帝国，协约国集团于1920年签署《色佛尔条约》。奥斯曼帝国在亚非欧的领土及其小亚细亚本土悉数被瓜分。

 

　　在国家命运危急关头，土耳其民族领袖凯末尔团结起土耳其民族主义力量，以内陆城市安卡拉为基地，发起了一场救亡图存的革命运动。凯末尔是奥斯曼帝国的著名将领。一战中，他率军击退英国人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保卫了首都的安全，因此获得了“伊斯坦布尔救星”的称号。一战结束后，凯末尔又率军击退了希腊军队的入侵，成为土耳其民族英雄。

 

　　1923年7月，在凯末尔领导下，土耳其与协约国集团签署《洛桑和约》，重新确定了土耳其对几乎整个小亚细亚半岛的主权，从而奠定了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领土基础。同年10月，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凯末尔被选举为第一任总统。由于凯末尔在建国事业中功勋卓著，他被尊称为“阿塔图儿克”，即土耳其之父。值得一提的是，土耳其凯末尔革命的胜利引起了当时中国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孙中山多次提到凯末尔革命，土耳其与苏俄的互助合作也成为孙中山“联俄、联共”思想的现实依据。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凯末尔采取了一系列暴风骤雨式的改革措施，对土耳其社会进行全面改造。政治上，他废黜苏丹制和哈里发制，确立了共和体制和世俗制度。法治上，他废止宗教法典，制定了依据西欧国家法律为范本的新民法。文化和生活习俗上，他把土耳其语原先使用的阿拉伯语字母全盘拉丁化，取缔多妻制，禁止在非宗教场所穿戴菲兹帽等宗教服饰，同时倡导欧式服饰。凯末尔将其指导思想总结为“共和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世俗主义和革命主义”，并将这6项原则写入宪法。

 

　　凯末尔领导的革命使土耳其从伊斯兰帝国转型为土耳其民族国家，由伊斯兰神权国家转型为现代立宪民主国家，从此走上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现代土耳其坚持世俗主义道路，严格限制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政治上先是实行一党制的共和民主体制，20世纪50年代后逐渐过渡到多党制。与此同时，凯末尔改革所依靠的力量土耳其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被认为是世俗国家的监护者。凯末尔行伍出身，非常看重武装力量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现在，北约集团中，土耳其军队是仅次于美军、排名第二的武装力量。

 

　　然而，历史悠久的东方后发国家，其现代化转型过程注定是艰难的，不可能一蹴而就。首先，军队作为土耳其世俗主义的监护力量是一把双刃剑，有其利必有其弊。国家过分依赖军队不可避免导致军权一家独大。军队在土耳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享有很高的地位。高级军官享有诸多政治特权，军队极少受到文官政府的影响。土耳其实行多党体制后，军队与文官政府时常产生尖锐矛盾。矛盾激化，武器的批判便会迅速替代批判的武器，诱发军事政变。截至2016年7月，土耳其已经发生5次大规模的军事政变，尽管每次政变原因各不相同，但它们共同显示了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强势地位。

 

　　2003年，被认为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正义发展党上台，此后连续三次赢得大选，连续执政十多年。正义发展党执政下的土耳其经济快速增长，促使土耳其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还进入G20。此外，2005年启动的加入欧盟谈判，显示了土耳其决心使国家发展更上一台阶的雄心。

 

　　正义发展党执政期间，土耳其重振国家实力和面貌，实现了凯末尔的强国遗愿。正义发展党领袖埃尔多安雄心勃勃，希望带领土耳其恢复昔日奥斯曼帝国的强盛。然而，在入盟问题上，土耳其遭遇欧盟无休止的拖延，背后原因显然与土耳其的穆斯林国家身份有关，很可能也与土耳其执政党尊重宗教文化传统、尊重“土耳其属性”中的伊斯兰元素这一立场有关。欧洲需要一个义无反顾、全盘西向的土耳其，土耳其却不能将自己的另一半东方自我弃之不顾。

 

　　土耳其加入欧盟长期无望，是其西化道路上的重大挫折。而以军队为主的世俗主义势力却怀疑正义发展党试图复兴宗教。此外，正义发展党连续大选获胜、埃尔多安试图长期掌权，也引起在野力量的诟病。最近发生的土耳其政变正是这多重矛盾激化的表现。

 

　　位于东西方之间、面对国内各种力量和价值取向的土耳其注定要面临艰难的抉择：取道东向还是西向？选择民主还是威权体制？走向世俗还是宗教？

 

　　土耳其作为大洲桥梁的地理位置独一无二，它必定会被各种相背离的力量争取和拉扯。在土耳其的历史遗产中，有领导伊斯兰世界的荣耀，又有毅然西化和现代化的决心，它的前路注定要在两种记忆之间不断游移。怎样打破当前困境、营造国家未来，是土耳其必须应对的关键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