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黄恒

　　《查理周刊》血案是一场文明内部的冲突，并非文明之间的冲突。极端自由主义和极端宗教理念的本质并无区别。

　　11日，当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法国笼罩于悲怆之中。

　　仅仅为着纪念恐怖主义对无辜生命的杀害，那只是悲伤，而悲怆就像圣彼得大教堂内米开朗基罗那尊同名雕像，代表着人类的盲目、鲜血和仇恨，还有被鲜血与仇恨遮蔽的眼睛。

　　两天前，法国总理瓦尔斯说：“法国正在与恐怖主义展开战争，而不是与某个宗教或某种文明对抗。”这让人看到理性，但在大行进的队伍前，当许多人高呼“JesuisCharlie（我是查理）”的时候，情感显然占据了上风。于是，他说：“今天我们都是查理，我们都是犹太人”。此时，他忘记了，为追捕《查理周刊》屠杀案的凶手，同样有穆斯林警察殉职。

　　在遭受耸人听闻的凶案后，法国人的情感宣泄，并不奇怪，但在政治语境下，淳朴认知很容易被简单化和符号化，少数人的暴行成为标签，缝在多数人的胸口。如今，危险节奏，似曾相识：查理成为言论自由的代名词，伊斯兰则被贴上凶手的标识，进而是议会大厦和报纸专栏关于保卫价值观的争论，再接下去，一起陷入对文明冲突的粗浅理解和粗暴实践。

　　“9·11”之后，我们也见过类似团结呐喊的场景，我们也听过类似正义的词汇，我们也的确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一场恐怖袭击，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由“基地”衍生出“伊斯兰国”……世界被彻底改变了，这恰恰是恐怖主义者最初设定的目标。有了上述惨痛经历，所以，大游行当日，许多美国媒体在反思：我们到底是不是查理？

　　答案必须是否定的，就像必须否定那种以暴力解决分歧的方式，就像必须明白，《查理周刊》血案是一场文明内部的冲突，并非文明之间的冲突。这样的冲突，已经在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杀死了更多的人。它血淋淋地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漫画家开枪的凶手，他们并不是宗教的使者，而是抛弃传统前往另一个世界的流浪者，在西方文明中边缘化，又转身沉湎于虚无主义；另一个层面则是，笃信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观的人们，他们低估了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性的美好理想，与自家人口、就业、信仰诸多现实问题的差距，因而不自觉地走在傲慢与偏见的道路上。

　　但答案往往是肯定的。极端自由主义和极端宗教理念的本质并无区别，宛如一根湿漉漉的黑树枝上的两朵恶之花。大家都是查理，大家都在双重标准中扭曲，难分因果。《查理周刊》信仰表达自由，但别忘了阿拉伯裔美国人学会会长詹姆斯·佐格比的评论：“欧洲人总认为对抗社会禁忌是先进文明的一种表现，但他们却忘记了先进文明也包括对不同文化的包容和尊重。”也不要忘记兰德公司高级政策研究员谢里尔·贝纳德的抱怨：“如果数以百万的穆斯林因为宗教领袖被描绘成暴徒而走上街头，可是无助人质被砍头时却选择安静地坐在家里，那么我们实在不该继续躲在取悦别人的陈词滥调背后。”

　　世界正是如此复杂，悲怆的是，成为查理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