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后，寿山石、青田石成为印章的主要材质，印章在刻制上容易起来，于是在书画家、文人乃至官员中普及开来。印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名章，刻上自己的名号或书斋名，还有一类是闲章，把自己喜爱的词句提纲挈领地刻出来，别有一番天趣情趣乃至谐趣。

　　民国时期著名画家吴湖帆，二三十年代在上海享有盛名，据载，他的一侧鼻孔经常窒塞，多方求治无效后，只得听之任之了，于是请人镌刻一印：“一窍不通。”把现成的一个成语借过来，谁读了也会忍俊不禁。

　　清代的袁枚在诗坛上红极一时，诗词凡经他一点评立刻身价百倍，所以他的宅邸“随园”经常高朋满座，他出行前呼后拥好不显赫。有一门生刻印云：“随园门下士。”及到衷枚死后名气日下毁者日起，此人复刻印云：“悔作随园门下士。”人情之炎凉闲章中可窥一斑。

　　清代笔记《养吉斋随录》记，桐城石甫莹工文词，吏事亦精敏，道光时曾擢拔为台湾道台。一次入见道光皇帝，道光问他，你的文字甚佳，怎么当时不入鞠啉，院？石甫莹答，臣字写得不好。“命进册子，上览良久，云：尔书太劣。”石甫莹事后刻一小印，印文为“天子知臣不善书”，将彼短变成了一种炫耀。

　　闲章确实可以作为炫耀，成为身份的标志，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官山东潍县县令，善画竹，他曾刻有一闲章，将功名全部刻在上面，其中有“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等。为什么这样，清末书法家钱名山的做法是对社会的一个讽刺，原来，凡不相识的人来向钱求字，他必铃上“癸卯进士”闲章，人问其故，他说来求书法的所关注的是我的科甲功名，不是重我书法也。

　　闲章显示书画文人的闲情雅趣，也透露其好恶喜怒之信息，如近代藏书家马太龙自刻一藏书印，称自己为“书奴”。及发现书被人偷去，刻了一方“窃书非雅贼”的闲章盖在书的扉页，用以“警贼”也。闲章并非皆是雅句美文，更有大白话的，书画家赖少其先生在年逾七旬之后，自刻一枚闲章“来不及了”。惜时珍日自励自勉，文白其意却奥深。姜维群（原标题：文人与印章：赖少其刻“来不及了”以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