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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书者说】

　　金石学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学科呢？

　　金石学除了有众多而又特定的研究对象，其主要研究任务大致有：搜集、整理、收藏、传拓、断代辨伪、造型与纹饰及文字书刻艺术的鉴赏研究、文字识读考释、文体文例研究、史学研究。从今天来看，涉及从考古学、文献学到美术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那么，自然更应看作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

“金石”之考

　　“金石”一词早已有之，但所含意义略有不同。考早期所用，大约以下几种：

　　⒈或取其坚硬之意。《荀子·劝学》：“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西汉桓宽的《盐铁论·论勇》：“秦兼六国之师，据崤函而御宇内，金石之固，莫耶之利也。”则直接言其坚固。

　　⒉泛指制兵器用的材料（或指兵器）。《周礼·秋官·职金》：“职金，掌凡金、玉、锡、石、丹、青之戒令。……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凡国有大故而用金石，则掌其令。”郑玄注：“用金石者，作枪雷椎椁之属。”贾公彦疏：“云‘金石者，作枪雷椎椁之属’者，皆谓守城御捍之具。”

　　⒊指钟磬之类乐器。《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郑玄注曰：“金，钟镈也。石，磬也。”

　　⒋镌刻文字的载体。如《墨子·兼爱下》：“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

　　本学科研究的是有文化意义的金石，则自然包括第4种以外者。

    金石学盛于宋而复兴于清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金石学”或“金石之学”呢？依一般看法，“金石学”之称始于清人。乾隆时人王鸣盛为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作序，以为自古及今金石学名家有欧阳修、赵明诚至顾炎武、朱彝尊等七人，而钱大昕“乃尽掩七家，出其上，遂为古今金石学之冠”。而同时之王昶在《金石萃编》自序中云：“宋欧赵以来，为金石之学者众矣。”按时间推算，王鸣盛的“金石学”早于王昶的“金石之学”，但笔者以为在此时二者完全“同义”。从修辞上看，“遂为古今金石学之冠”中，因“学”后有一“之”字，则“金石”与“学”间从修辞上是不便再插一“之”的。当然，如此说，并非认为这里的“金石学”和后世的“金石学”有多少区别，而是指这里的金石学其实就是“金石之学”，亦即指研究金石或说治金石之学，而非是指一学问、学科的固定的名词。《清史稿·文苑三·瞿中溶传》中言其“为钱大昕女夫，尤邃金石之学”，则此时仍称“金石之学”，可参。

　　只因对金石之学研究者众，影响之大，研究成就之高，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名称也就逐渐固定下来了。

　　按照学界的说法，金石学盛于宋而复兴于清。而向来称“金石”的原因，也是因为金石家们研究的对象基本是钟鼎礼乐之器和碑碣墓志等金石之物。但后世研究者涉及面渐广，于是有了定名和研究范围的讨论。

　　1955年，朱剑心为自著《金石学》作重版序，曾有以下之语：

　　案金石之学，实为研究中国三代以下古器物文字之学，盛于两宋，衰于元明，而复兴于清。其学之盛衰，盖系于古物发现之多寡。而研究者大抵局限于古器物之本身，仅足为证经订史之一助，与今日所谓考古之学，以唯物主义之眼光，从各种古物以研究古代文化之发展过程，而务其远者大者，固自有别。然其学为中国过去考古学之核心，千百年来，学者萃其精力于名物制度之考订，铭刻文字之训释，其有裨于学术文化者，功亦匪细。本书之作，不过整理前人既有之成绩，而作概括之叙述，藉以发扬我国古代光辉灿烂之文化……今当重版之际，特明数事于后：

　　一、本书涉及范围，极为广泛，综曰金石，实包括古器物之大部。以言类别，则有：礼器、乐器、兵器、度量衡器、杂器、钱币、钱范、玺印、泥封、兵符、镜鉴等吉金诸器物；刻石、碑碣、墓志、塔铭、浮图、经幢、造像、石阙、摩崖、地莂等石刻文字或图像；兼及玉器、瓦专（砖）、甲骨、简牍、陶器、冥器之著录，诚如罗振玉氏之言曰：“宋人作《博古图》，收辑古器物，虽以三代礼器为多，而范围至广。逮后世变为彝器款识之学，其器限于古吉金，其学则专力于古文字，其造诣益精于前人，而范围则隘矣。古器物之名，亦创于宋人。赵明诚《金石录》，其门目分古器物铭及碑为二；金蔡珪撰《古器物谱》，尚沿此称。嘉道以来，始于礼器之外，兼收他古器物。刘燕庭、张叔未诸家收罗益广。然为斯学者，率附庸于金石学也，卒未尝正其名。今定之曰古器物学。盖古器物能包括金石学，金石学固不能包括古器物也。”（《古器物学研究议》）本书沿用旧称，则以金石二字之连用，其源甚古，宋人著录，信而有征；若以今日考古之对象、方法言之，诚非金石之学所能范围矣。

　　朱氏的意见很明确：⒈赞同罗振玉关于称“古器物学”的意见。⒉肯定考古学，但在此是关注金石学的历史意义。而因本著为总结过去，故主张沿用旧称。⒊因以为“金石二字之连用，其源甚古”，故该书仍用旧称，这与罗氏看法稍有不同。

　　陆和九先生的《中国金石学讲义》看法也类似。其序中有言：

　　金石学者，以文字为主干。而历代文字之赖以流传者，则始用甲骨，次用陶玉，渐次用木竹，最后用金石，此固历史进化之程序也。惟既名曰金石学，必于金石之界限，详为划分。而所谓甲骨陶玉竹木各类之有文字者，固与金石并列也。本编有鉴于此，因订金石学为正编，甲骨陶玉竹木文字为前编，俾学者了然于金石学之本义。

　　陆先生是恪守金石学为“金石”之学的，所以论金石即为“正编”，而按照“历史进化之程序”，将甲骨等按于“前编”。

　　我们无论从材质角度还是依前文所论，是将“甲骨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来看待的。而简牍、陶瓷等，依今日学科分工，都是专门之学。那么，依上所述，即便不从“广义”的角度理解，称“金石学”也应是名副其实的。

    金石学视野的扩展

　　对金石古物，我们可据其器型、纹饰特点与文字风格特别是所记内容，为帮助我们断代，为我们研究恢复那段失传的无文字记载的历史起到极大的作用。这也是我们“考”察“古”物者的主要工作，也就是我们早年金石学的主要目的。但是，我们今天的兴趣点，不止考察研究古物，不只是严肃寂寞的学术研究，对于难得的古物，不止是对以稀为贵的珍品的喜爱，更可以欣赏其独特的造型，多彩的纹饰，优美的文字。

　　因此，由历史考察研究到美术欣赏研究，金石学家的视野更宽了，并带动了许多非史学研究者加入了金石学研究的队伍。研究价值增加了，研究工作的内容自然也增加了。由史学研究到美术研究，从收集、发掘、捶拓一直到收藏、保管，再到流通，金石学已经不可阻挡地从国家收藏的古器物学、史学研究扩大到古董的收藏把玩。后世的金石学著述，往往不具体称（有时也无法称）某某物，经常可见的是古董、古玩之名。

　　提到“古董”“古玩”，马上会有疑问：碑版如此笨重，还有石柱、石阙都十分高大，如何携带、把玩？更有摩崖石刻，无法将之与山体分剖开另作赏鉴。但前辈很聪明，他们发明了传拓之法。于是一块巨大无比的石刻上的文学与图像，马上可装入衣袖、书箱中。巨大的石刻非个人所有，也不应为一己所占有。而通过传拓之法，天南海北的同好即可一起玩赏。同理，钟鼎之类也非一般人力可携带、把玩，其体积虽比摩崖石刻小，但对其的观赏是立体的而非如石刻是平面的，因此又推动了传拓技术（如全形拓）的进步发展。

　　然而“古董”“古玩”都有“玩”意，这却是古训中被力戒的。《尚书·旅獒》言：“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上文曾引之明人陆深《俨山集》家书“吾儿不欲收买古董，甚正当正当；吾所以为之者，欲为晩年消日之资，亦不可为训也”数语，很能说明这种心理。那么，古董只有证经补史才是正事，却没想到从艺术鉴赏来看，正如朱剑心所说，“不啻一部美术变迁史”。

　　至此，对“古玩”似可得如此印象：“古玩”即“古董”，“董”的意思不明，但“玩”肯定是“把玩”之“玩”。既然可把玩，若硬将“古玩”与“古董”区别，只能推想古玩是可把玩的小件古董。另一角度的理解是：当书画及其他古董无法一一枚举时，即用“古玩”一词概括之（“古董”也有此功能）。“古玩”之名还有一意义，即点明了还有把玩欣赏的功能。也便如前文所言，金石学不但有考史补史的意义，还有美术鉴赏的研究价值。

　　当然，无论古董还是古玩，从材质上并不限于金与石。我写的这部《中国金石学史》毕竟不是古玩研究专著，故基本立足于金与石，但也不全部地记录传世与发掘所得的金石之器，总需选取在铭文上、造型上或工艺上等有史学研究价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