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党云峰

    以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中国传记文学写作传统源远流长。好的传记文学可以为先贤圣者树碑立传，是引领国民砥砺前行的精神旗帜，也是承载民族精神、铸造民族脊梁的重要平台。那么，如何写传记文学，传记文学到底是客观地记录，还是需要有度地艺术处理呢？近日，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主办的首届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会在北京举行。会上，近6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评论家、专家学者就当代中国传记文学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传记文学的发展及展望、传记作家的诉求和评论家的眼光等议题分享了真知灼见。

    客观真实兼顾血肉丰满

    “当代传记作家要以饱满的激情、严谨的态度、规范的文本、精致的行文，为民立传、为党立传、为国立传、为时代立传，在讲好‘中国故事’中贡献才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表示，中国是传记文学的发源地，是传记文学传播和影响最早、最大的国家。中国传记文学的大发展和大景观，不仅是在文学界，更多的是在党史、军史、社会历史学界，以及广大的专业与业余写作者中。作为纪实类文体的一个重要分支，有必要将传记文学的这种独特现象研究透、整合好，促进其健康发展。

    传记文学创作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客观真实，二是血肉丰满。评论家忽培元认为，司马迁兼历史学家与文学家于一身，才能游刃有余地完成《史记》的创作。熟悉历史，同时又能娴熟运用文学手段讲述历史、塑造人物，这是传记文学作者必备的两个基本素质。好的传记文学作者，必须是学者与作家双重身份的结合。在这方面，司马迁树立了一个难以企及的伟大标杆。

    在写作中，史学专家与传记文学作者对真实性的理解及标准有所不同。传记文学应该如何把握真实性与文学性这个“度”？忽培元表示，作家进行传记文学创作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记录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不是盲目塑造历史上并不存在的某种离奇古怪的典型形象。这是传记文学与虚构小说最本质的区别所在，也是传记文学创作比虚构小说创作更加艰难的原因所在。如果离开了历史人物、事件乃至环境的真实与真切描述，传主就失去了真实存在的背景，也就缺失了呈现真实的舞台。

    重视二度开发

    学者胡适是我国现代学人中竭力提倡传记文学创作的文化大家。他认为，传记文学是“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实质也是在论证传记文学的文化价值与审美意义。学者高建国认为，在我国发展传记文学有利条件非常多，一是有资源，几千年的文明史、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改革开放以来中华儿女追梦的生动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二是有市场，优秀人物的人生密码和特有的示范导向作用，对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同时传记文学还是彰显中国软实力和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上佳载体；三是有优势，这种优势来自于党和政府、文艺团体的重视。

    “要重视传记文学的二度开发，要形成良性循环。对于社会影响大、反响好的作品，要有计划地纳入规划，给予经费支持，把它拍成电影、电视剧，制作各种形式的广播节目，绘制成连环画，在多种形式的传播中扩大影响，以激励和吸引更多的优秀作家投入传记写作。”高建国说。

    文与史一手硬一手软，或者两手都软，这是当代传记文学作者感到力不从心的原因所在，而一个好的传记文学作者必须是学者与作者身份的高度统一结合。现在面临的另一种新困惑是，现代和后现代文学对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原则不断提出质疑与挑战，而现代读者的口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传记文学作者因为受市场影响，一味地迎合市场需求，而忽略真实性的创作原则，从而使得问题出现了另外一种偏向。

    对作者提出新要求

    读者期望从传记文学中汲取人生的力量，获得一些前行的动力，尤其从名人传记中获得这种力量。评论家梁鸿鹰说：“传记文学常常是读者的首选，希望从传记文学中看到自身所没有经历过的生活。生活、人生的巨大差异和丰富性构成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这是一个深邃的海洋、一个浩渺的夜空，需要仰望，需要探求。”

    但同时也要看到，传记文学同质化、模式化现象严重。评论家李朝全认为，传记文学在选材上需要突破，普通人也是可以立传的，比如说作家陈庆港的作品《十四家》选择14个普通家庭作为观照对象，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首批10部作品自2013年面世以来，已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是中国作家协会主持的重大文化原创工程，全套丛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计划用5年时间出版120部作品。“传记文学创作要把握几个关键性任务：要肩负起组织、统领和担当传记文学事业的责任；要经常性地研究、讨论传记文学学术问题，提高研究水平；要承担起书写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水平的传记文学的义务；要求传记作家记录历史篇章，为人民、时代立传；要下大力气让传记文学广泛传播，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要做好中国传记文学的传承，培育下一代传记文学作家。”何建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