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杭州西泠印社，藏有一块“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此碑立于距今1900多年的东汉光武帝时期。碑高93厘米，宽42厘米，共存217字，碑文是一位“三老”及其后两代人的名讳与忌日。汉代的“三老”，是一种掌管教化的虚职，乡、县、郡都设有，并非正式的官员编制，而只是荣誉尊衔。“三老碑”是一位名叫“通”的三老，其孙子“邯”所立，目的是让后代子孙在言语文字上知所避讳，并且记住祖先的德业，晓得祖先的忌日，便于后人祭祀。

　　此碑从发现到收藏，历经坎坷：

　　清咸丰二年（1852）6月，浙江余姚客星山下的严陵坞村一村民在山里取土，挖到一块平整的石料，运回村里。清除污垢后，发现竟是块有字的石碑。当地诸生宋仁知道后，便通报余姚富绅、“金石癖”周世熊前来辨识。周根据其文字内容与字体，认定这块石碑非同一般，便与村民商量运回自家，并“卜日设祭，移置山馆，建竹亭覆之”。咸丰十一年（1861）10月，太平军兵至余姚，周的庭园被毁，竹亭被太平军充作厨房，石碑、汉晋砖石倒卧伏地，垒作灶台。太平军退后，周世熊见“石受熏灼，左侧黔黑，而文字无恙”，便认为“凡物隐显成毁，固有定数。此碑幸免劫灰，先贤遗迹，赖以不坠”，一定是天意所为，因而更加看重此碑，用心收藏，并以拓片相赠同道。1919年，上海古董商、江苏镇江人陈渭泉访得此碑，以3000块大洋从周家购得运至上海，待价而沽。1921年，有日本古董商欲高价向陈收购“三老碑”。浙籍上海古董商人毛经畴得知后，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在上海任知事的浙江绍兴人沈宝昌。沈认为古物不应外流，即告之浙江海宁人、两任上海海关监督官姚煜，力阻此碑外流，共商保护大计，并通报西泠印社丁辅之等人。西泠中人闻此而动，以“一人守之，不若与众人共守之”为议，布告同仁协力“醵金（‘醵’音‘聚’。醵金即集资、凑钱。——编者注）赎之”。浙人纷纷响应，社会名流慷慨解囊，印社同仁踊跃认捐，“不旬月而事集”，共65人募集大洋11270元。以捐款中的8000大洋向陈渭泉赎碑，余款筑室庋（音“鬼”，置放、收藏。——编者注）藏。1922年7月石室落成，由社长吴昌硕作记略述其事。至此，“汉三老碑”归藏西泠印社。

　　“汉三老碑”目前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被称为“浙江第一碑”，也成了西泠印社的“镇社之宝”。由于西泠印社是我国篆刻界的高地，而篆刻以汉印为宗，但在此碑被发现之前浙江却没有发现汉碑，因而此碑的价值不言而喻，可谓是“一石撑起一片天”，这个天就是浙江东汉石刻的天。据说，在各方纷纷捐款之外，当年西泠中人“由吴昌硕、倪墨耕、何诗孙、陆廉夫、王一亭、商笙伯、高邕之、丁辅之、王福庵、吴石潜、叶舟等，各捐献书画印谱十件，古画三十件，举行义卖”。单单从这些人的书画、印谱和30件古画来论，即可见此碑之“重”。

　　与此碑之重相对应的，是一个人的见识之重要。从此碑发掘到最终落户西泠印社的周折中，可以看出所有参与者对于此碑的“见识”和态度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村民的无知，遂使其掘宝而失，白白地让周世熊据有；村中诸生宋仁稍懂文化，而不知石碑之价值，因此虽然他也有机会获得此宝，最后却只是做了一个“通报”人；周世熊深谙金石之重，所以“连夜”将此石“移置山馆”，是一位因有“见识”而获益者；然周识金石之重，而未见此碑对于浙江尤其是浙江金石界之“重”，遂将此石售与陈渭泉，造成了此碑的“外流”；陈渭泉深识此碑之经济价值而待高价沽之，此种“见识”致使此碑差一点落入日本人之手；而最终是西泠印社诸人识得此碑的艺术、历史、文化以及其对于金石界的重要，尤其是深识此碑对于浙江本区域所具有的特殊价值，最终集众人之力留此石于孤山之麓。

　　而在民众之外，还有一个政府的态度问题。如果当时的浙江省政府和余姚政府对文物有充分的认识，就有可能早对此碑有关注、有动作，此碑就不必经由余姚到上海再转回到杭州，也不必要花费11270大洋的巨费才将此碑置于西泠印社了。

　　其实，“汉三老碑”收藏的曲折经历，映射出的是见识之于个人、国家、民族之重要。哥白尼的“日心说”在明朝末年的崇祯帝时期就已经引入中国，而国人（包括皇帝和那些极有学问的大臣）都持否定态度；到了清朝，皇帝和大臣们依然不接受这种科学理论，包括康熙、钱大昕、阮元等皆是如此。直到数百年以后的清朝末年，在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等一系列的惨败后，当中华民族已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才促使中国人意识到了西方现代科学的优越性，才有了如“五四运动”一类现代思想运动。

　　或许，认识到“见识”的作用，就是我们重温“汉三老碑”经历的现实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