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对“敬天勤民”的部分论述。类似表述,在康雍乾三帝口中经常出现
◎孔勇
据悉,香港苏富比拍卖行将于4月6日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拍卖康熙帝的“敬天勤民”玺,起拍价高达5000万港币。单是这个数字,即可见其价值不凡,珍贵异常。另据拍卖方透露的消息,该玺材质为檀香木,印面10.15厘米见方,通高11厘米,印台高4.2厘米,印文“敬天勤民”以九叠篆刻成(九叠篆:用于印章的一种篆字别体)。
尽管该玺确属精品,但从材质、规模的角度而论,也不能说是冠绝古今,秒杀同类。“敬天勤民”的印文,更是通俗易懂,不显高深。那么,除了拍卖方所说“此玺为中国历来在位时间最长、最强大的君主——康熙皇帝的最大型、最重要的印玺”之外,它的奥妙还有哪些呢?
制作流程复杂 清帝宝玺的自带属性
印章,是我们生活中并不陌生的一件东西。处理公事,需要公章;交涉私事,需要私印。不乏情趣的文人雅士、书画作家,还会制作一些闲章,既能传达寓意,也可突显格调。最实用者,印章还是个人的一张名片,斋名堂号,镌刻其中,大有“见章如见人”之意。秦朝以前的印章本是君臣百姓共用,没甚分别。秦朝确立帝制之后,“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无论是名称,还是材质,印章都成了划分身份的重要标准。在这方面,古代的帝王君主、骚人墨客们,早已做出了表率。从取材用工,到选词择句,都极尽所能,煞费心思,不知领先我们多少年。康熙帝的“敬天勤民”玺无疑又是其中的佼佼者。
说到清朝的宝玺,可谓集历代之大成,在种类、质地、工艺及蕴意方面,均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仅有以国家名义颁布诏令时所用的各类“御宝”,还有专为皇帝打造的多种闲章。单以闲章的印文内容而言,有学者将其分为五类。一是爵位姓名年号玺。如康熙帝的“康熙御笔之宝”、雍正帝的“雍正御览之宝”、乾隆帝的“乾隆鉴赏”等。二是宫殿玺。顾名思义,即皇帝在某地处理政事时所用的宝玺,如“圆明园勤政殿之宝”。三是鉴藏玺。此类可用乾隆帝的“三希堂精鉴玺”为例。四是嘉言及诗词玺。清帝制作此玺,往往用来赏玩或自警,比如康熙帝的“戒之在得”玺、“惜寸阴”玺等。五是花押玺。即将花押式样刻入印章,如雍正帝的“无思”押。
名目繁多的皇帝宝玺,并非仓促制作,任意为之,而是有一套复杂、精细的流程。据载,“凡铸造宝印,礼部铸印局职掌。印文清文左,汉文右。字样由内院撰发,金银硼砂于户部移取,物料于工部移取,祭物于光禄寺移取。”也就是说,先是礼部根据需要上奏制玺,皇帝批示同意后,交造办处做成清样,再请皇帝御览。如果一切都没问题,由钦天监选定良辰吉日,交礼部铸印局铸造。制成之后,另需行礼祭告,以表诚敬。小小一方宝玺,牵涉到多个部门和程序,足可见其重要。而在选材方面,清帝的宝玺主要有玉、石、木三种。我们所熟知的和田玉、寿山石、檀香木,都是常用的上佳原料。康熙帝“敬天勤民”玺便是用上好的檀香木制成。
即将拍卖的康熙“敬天勤民”之宝(檀香木质)
此玺非彼玺 康雍乾三帝都有“敬天勤民”玺
由于康熙帝“敬天勤民”玺一度流落失散,难见实物,所以以往对它的了解只能从文献得知。也正因此,产生了不小的误会。乾隆朝在整理清宫宝玺时,曾编过《康熙宝薮》和《乾隆宝薮》,分别记载康熙朝和当时的宝玺类目。不过,《康熙宝薮》中描述“敬天勤民”玺时,只简单记载了其印文和用途,至于材质、铸造等情况,则语焉不详。反倒是乾隆帝曾留下了一段珍贵文字。他在《敬天勤民宝四言诗》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敬天勤民”玺的流传和保存细节,如其所说:“皇祖御书钤用诸玺,皇考制箱以藏之,唯留是宝于外以钤用御书。予小子敬遵成典,收藏皇考御宝时亦留是宝于外,常钤用焉。是宝也,经三世而一例宝用,且将垂之奕禩而无穷”。
从乾隆帝的字面意思来看,康熙时确曾铸造“敬天勤民”玺,放在了议政的重要场所乾清宫中。雍正帝继位之后,将康熙时的其他宝玺都打包放在箱子里,唯独留下该玺,继续使用。直到乾隆朝,“敬天勤民”玺仍在沿用,也就是乾隆帝所说的三世而用。然而,宝玺研究专家郭福祥先生在故宫文物库房中曾发现过两方白玉质“敬天勤民”玺,一方完好,一方有所破损,均非档案中所载的康熙帝的檀香木“敬天勤民”玺。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对照这两件实物和前面提到的《乾隆宝薮》的记述,可以判定乾隆时也确实使用过白玉质的“敬天勤民”玺。据郭福祥先生考证,所谓雍正初年曾将康熙帝“敬天勤民”玺留在箱外,其实际情况应是,雍正帝将康熙时的檀香木宝玺放在了宝箱中,又单独铸造了一方白玉的“敬天勤民”玺,只不过放在了同样的位置——乾清宫。乾隆帝沿用该白玉玺,直到嘉庆初年,乾清宫大火将此玺烧损,即是今日留存的残破宝玺。于是,当时已为太上皇的乾隆帝下令再次铸造了一方“敬天勤民”玺。也就是说,此玺非彼玺,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都曾铸造过“敬天勤民”玺。只不过康熙帝的“敬天勤民”玺不见实物,加上乾隆帝的描述有含糊之处,进而造成了张冠李戴的情况。
“敬天勤民” 堪称清代一个重要“关键词”
对寻常人来说,印章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材质、工艺等方面。但对富有四海的皇帝而言,无论是檀香木,还是白玉,都不足为奇,这也是为什么乾隆帝等人并不费笔墨描述“敬天勤民”玺的细节。他们所真正重视的乃是文字寓意,以及借此传达出来的治国思想和理念。正如乾隆帝所说:“岂以追琢其章哉?盖取义有足重耳”。
在君主专制的社会,皇帝注重“天人感应”,讲求“君权天授”。从登基即位,到治政理民,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上天的注视和监督。如果行为不当,必当引起天怒人怨,进而危及王朝的统治。尤其对于清朝来说,他们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本身就有点不够正统,所以更花力气来论证自身的合法性。一方面宣扬“敬天”,如清帝频繁到天坛祈年殿祭祀天神;另一方面则脚踏实地的“勤民”,施行了一系列惠民政策。通过这些,希望得到上天和百姓的合力支持。
康雍乾三帝不仅相继铸造了“敬天勤民”玺用来自警,而且也时刻贯彻到了其治国实践中。例如,康熙三十六年京师发生了一次小地震,但康熙帝以为是自己行为有失,上天示警,便做出了深刻反省:“朕自临御以来,早夜孜孜,以敬天勤民为念,不敢少有逸豫。偶遇灾变,则尤悚然靡宁。今次地震,朕心不胜兢惕。”后来,雍正帝评述其父亲时,也说康熙帝在位六十余年,“敬天勤民。始终如一”。而雍正帝本人,在即位之初便把“敬天勤民”作为座右铭,正所谓“敬天勤民之心,时切于中,未尝有一时懈怠,此四海所知者”。后来又总结说:“总之为君为臣之道,只有敬天勤民二端。”相较父祖,乾隆帝进一步论述了敬天勤民的重要性,已达到“固无一时可释”、“未敢一息稍懈”的境界。
清帝不仅自身践行“敬天勤民”,还将其推及文武百官和子孙后代,堪称清代的一个“关键词”。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乾隆五十年时,乾隆帝已经七十五岁高龄,但仍亲自祭祀先农坛,祈求来年国家风调雨顺,百姓五谷丰登。他不无自负地说,像自己这样的高龄皇帝本来就少,而能够亲自祭天祭地者,更是凤毛麟角。之所以如此,乃在于自己对上天的敬重和对百姓的爱戴,以此保佑王朝稳固。并且还规定,以后的皇帝子孙们,六十岁以下的都要亲自行礼祭祀,超过六十岁则视身体状况,由礼部和皇帝协商确定。究其原因,乾隆帝说得很明白,“我子孙果能效法祖宗及朕之敬天勤民……实可万年无弊”。
康熙帝的“敬天勤民”玺,看似古朴不华,实则庄重珍贵。就像它的印文“敬天勤民”一样,浅显通俗的背后,实则是无穷的治理智慧。“敬天勤民”不是一句口号,唯有付诸实行,坚持不怠,才能确保统治稳固。这也正是这块康熙宝玺价值不菲的深层原因之所在。
(参考文献:《清实录》 《大清会典》 郭福祥著《明清帝后玺印》)
供图/孔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