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尺牍册 梁书同（1723—1815） 扉页：山舟尺牍（中国嘉德供图）

 
　　“尺牍”者，书信是也，最早为一种文体的名称。古人写信，一开始写在木板上，“牍”，即是我国古代书写用的木简。用一尺长的木简作书信，故称“尺牍”。为了与“简牍”区别开来，古人把作为书信的“尺牍”用另一块木板覆盖，称为“检”，在“检”上签字称为“署”，“署名”就是由此而来。有的“检”上还有一块凹陷的装饰称为“函”，这就是今天“信函”“函件”的由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尺牍”的名称也进而精细化。如书写在木板上的称为“札”，或曰“牍”，书写在竹片上的称为“简”，而书写在布帛上的称为“帖”，因此，书信又叫“尺牍”“书札”“手札”“手简”等。我国魏晋时代的名帖，几乎都是“尺牍”。

　　私人之间的书信往来为书法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代表我国书法最高成就的作品就是“尺牍”。如“书圣”东晋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寒切帖》，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的《平复帖》等。故此，“尺牍”是研究中国古人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审美情趣、道德修养乃至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媒介。

　　我国书法的形制最初由工具材料所决定，纵式书写方式起源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而后经摩崖、壁画、碑碣的一再认同，最终发展为“立轴”“屏条”“对联”等自上而下的书写形制。古人还发明了横向书写格式，由最初的“匾额”，发展为“横批”和“手卷”。书法成为挥洒人们精神意趣的最佳表现手段。中国的书法可以说是由最具实用功能而又带有私密封闭性质的“尺牍”开始，逐渐走向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和开放的空间形态，由“尺牍”演变为“书（诗）稿”“奏章”“诔文”“匾额”“楹联”“扇面”“屏条”“斗方”等多种可能的表现形式，也就在情理之中。

　　我国书法发展又始终与形制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魏晋时代的“尺牍”是书写在绢素上的，是书法形制中的“小品”，寥寥数笔，十分自然随意。各个历史时期的“尺牍”都有不同的审美特点：跌宕起伏的魏晋时代秀美遒劲，大国盛世的唐代博大雄浑，文化繁荣的两宋（北宋和南宋）时期跌宕纵横，横跨欧亚大陆的元代洒脱儒雅，创造出七下西洋壮举的明代豪放恣肆，开创“康乾盛世”的清代变化多姿，为我们绘就了璀璨的中国书法长卷。在传世的尺牍书迹中，材质主要是布、绢、帛、纸，内容则多是涉及私人事件的家书。

　　书信，其实用价值就是表达情感，或嘘寒问暖，或讲学论道，或达朋友之谊，或述夫妻衷肠、恋人别意，各种喜、怒、哀、乐都在这里有淋漓尽致的表陈，所以“诗圣”杜甫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如今，这些实用的“尺牍”历经岁月考验，愈发彰显出它们历久弥新的教育意义，而成为我们最醇最美的学习对象。

　　开创“汉武盛世”的西汉武帝刘彻时期，以《子虚赋》《上林赋》而深得汉武帝赏识的才子司马相如入朝做官，渐而对远在家乡的结发妻子——一代才女卓文君的感情逐渐冷淡，写了一封短信给妻子，内容仅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几个数字。知书达理的卓文君见信后，心领神会，伤心不已，遂据这些数字写了一封畅抒相思别离之情的回信给丈夫：“一别之后，两地相思，只道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相思，千系念，万般无奈把郎怨……”司马相如见信后惭愧内疚，断了杂念，从此与爱妻卓文君恩爱如初，白头偕老，两人的爱情故事成为“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的经典佳话。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为官清廉，新婚不久，即写《赠内》家书与妻共勉：“蔬菜足充饥，何必膏粱珍。缯絮足御寒，何必锦绣文。君家有贻训，清白遗子孙。”南宋文学家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记了载一个廉吏的典故。博州某官员，夜晚熄灭官烛，点起私烛看家书，可谓清廉官吏之典型。明代官至兵部主事的张弼为官清廉，严于律己，严格管束家人，深得民心，他写的《寄内》家书颇有教育意义：“四儿六岁五儿三，莫把肥甘习口馋。清白传家无我愧，诗书事业要人担。三餐淡饭何须酒，一箸黄韭略有盐。闻说有人曾饿死，算来原不为官廉。”在诗中谆谆告诫妻子，生活要艰苦朴素，过日子要勤劳节俭。对子女不能溺爱娇惯，要授之以诗书事业，传之以清白家风，将来才能堪当大用。明代才女、文学家郑淑云在写给儿子的家信中谆谆叮嘱：“阅儿信，谓一身备有三穷：用世颇殷，乃穷于遇；待人颇恕，乃穷于交；反身颇严，乃穷于行。昔司马子长云：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是穷亦未尝无益于人，吾儿当以是自励也！”读来受益匪浅，真慈母良言。

　　清代被百姓誉为“马青天”，先后主政山西、贵州、广西、广东的一代廉吏马丕瑶为清末一品顶戴，为官30多年，忠心爱民、政绩卓著。马丕瑶死后，光绪皇帝亲笔题写“鞠躬尽瘁”“百官楷模”匾额相赐，并亲自撰写祭文予以褒奖和表彰。马氏家训要求全家人都要诚信庄重，各尽其责，各尽其道，和睦相处。马丕瑶对子女家教甚严，他在《示二儿吉樟》家信中写道：“立志追希文，学垂三不朽。多读有用书，少交无益友。文章贵经畲，虚车最为丑。古人惜分阴，皇皇惟恐后。一敬胜百邪，一诚包万有。汝父望汝成，如泰山北斗。”读来让人钦佩马丕瑶确实教子有方。马氏一门开明通达、乐于济人的家风使其子女多有成就。马丕瑶膝下有四男三女，长子马吉森在家乡彰德（今河南安阳）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创办厂矿企业，开河南地方民族工业之先河。次子马吉樟恤民善施，非常重视教育事业，与他人共同筹集巨资在北京创办了新式学堂——豫学堂，选送40名学子赴美留学，马吉樟还是著名的书法家。马丕瑶三女马青霞是我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她工诗善画，才华横溢，为人宽厚，乐善好施，巨资捐助公益和慈善事业。她重视教育事业，创办了多所学校。她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成为当时著名的革命志士。1922年爱国将领冯玉祥主政河南，马青霞毅然将数百万家产捐献国家。“南秋瑾，北青霞”在民国初年的大江南北广为流传。

　　梁启超先生也极为重视子女教育，一生写给子女400多封家书，这些家书前后持续15年，写作时间有的是深夜两三点钟，有的是清晨起床后，只要稍有时间，他总要给孩子们叮嘱几句。在儿女面前，他是一位极风趣、极慈祥、宽厚而温和的好父亲。梁启超在信中教导儿子梁思成“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要儿子梁思成“一方面不可骄盈自满，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他教导儿子梁思忠：“一个人若是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磨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定会消磨志气……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他教导女儿梁思庄：“多走些地方（独立的），多认识些朋友，性格格外活泼些，甚好甚好，但择友是最要紧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反复强调学习要“求理解”，不要“强记”，并且一再告诫要劳逸结合，“多游戏运动”。正因如此，才成就了梁思成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各科成绩优秀，业余爱好十分广泛。梁思成是清华大学铜管乐队的队长，还在全校运动会上获得过跳高第一名。在梁启超先生的精心培育之下，其九个儿女，个个成才，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成就非凡。

　　著名爱国翻译家傅雷先生的《傅雷家书》反复重印，读之让众多读者如饮琼浆。当傅雷先生身处困境之时，仍然坚持要求尚在英国的儿子、后来被誉为“钢琴诗人”的著名钢琴家傅聪使用母语中文通信，并对傅聪在通信中引述中国经典古籍《论语》中的一段经典名言感到非常欣慰。虽为翻译家，但傅雷先生始终把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视为立身之本，他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思至今仍令人感奋不已。

　　“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书信能“恢万里而无阂”，打破空间的阻隔，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书信也能“通亿载而为津”，让后人窥知作者的心灵，并为之感动、沉醉。这些书信名篇或妙趣横生，或精警深邃，或率直发露，或简洁明快，或文采斐然，或朴实感人，或长或短，或庄或谐，风格各异，任情挥洒。当我们以几近怜香惜玉的心态，去面对一封封摆在面前的“尺牍”时，一种久违的温馨便弥漫在我们周围。一种情绪，一种精神，一种氛围，是今人与古人超越时空的对话，是现实与历史的沟通。一封封书信就是一颗颗袒露的心灵，感人肺腑，沁人心脾，正像诗人郭小川所讴歌的那样：“舒心的酒，千杯不醉；知心的话，万言不赘。”

　　（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