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碑局部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小爨——爨宝子碑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爨文化是云南重要的历史文化，始于公元三四世纪魏晋时代而终于八世纪唐中叶天宝年间，被誉为云南地方文化史的三大高峰之一。】

    爨（音“窜”——编者注）文化是云南重要的历史文化，因其年代久远、史料匮乏，所涉情况错综复杂。在研究领域，从提出那天起，就伴随着探索、争论，同时也在研究探索中不断清晰、丰富，犹如遮掩在历史迷雾中的明珠，随着迷雾消散，逐渐向人们展示出它的耀眼光芒。这个始于公元三四世纪魏晋时代而终于八世纪唐中叶天宝年间的滇东民族地域文化，以其丰富深邃的内涵、极为鲜明的特色和深远的影响成为云南地方文化史的三大高峰之一。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进一步研究和认识爨文化，彰显其历史价值，对于曲靖乃至云南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开放交融的地域文化

    爨文化的文化渊源是开放的、交融的。爨文化是曲靖的地域文化，但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与滇文化、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夜郎文化和楚文化有着极深的关系。从文化传承的顺序看，爨文化直接继承滇文化，滇文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等一系列文化因素在爨文化中得到了传承发展，这一关系从曲靖市的麒麟区珠街八塔台、三宝五联等诸多古墓群中发掘出的大量青铜器制品中可以窥见。从文化主体看，在爨文化形成时期，作为统治南中（在历史上指今天的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三国时期，南中属于蜀汉的一部分。——编者注）地区的爨氏家族所代表的南中大姓，多为迁徙南中的中原汉族移民，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思想，随之而来的中原汉文化因素，与盘江流域原有的经济文化相融合，使爨文化中保留了较多的汉文化色彩，在大小爨碑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在爨文化发展过程中，巴蜀文化对爨文化的影响也很深远。蜀汉时期，高度发达的巴蜀文化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输入盘江流域，诸葛亮南征又将巴蜀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当地，使巴蜀文化影响进一步扩大。兴盛于贵州一带的夜郎文化，由于相近的地理环境和毗邻的地缘关系，对爨文化也形成了较大影响。“庄开滇”（战国时期楚将庄蹻率众入滇，在滇池地区建“滇国”，自称“滇王”。——编者注）使云南与楚国结下不解之缘，爨文化的主体之一爨氏家族自称源于楚，这种血缘关系，让爨文化带上了楚国遗风。文化的相互影响，使爨文化既有汉文化的某些精华，又带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

    爨文化的创造主体是开放的、交融的。爨文化的创造者——爨人，不是一个单一民族，而是由以爨氏家族为代表的迁徙南中的汉人、古滇国时期的滇人，即历史记载的“劳浸、靡莫之属”为主构成，此外还有叟、昆明、僰（音“勃”——编者注）等其他古老族群融合其中。这些不同群体，在新的组合中，虽获得了一个共同的称谓“爨人”，但必然保持着自己的某些原有特征，使得今天我们所说的爨文化，明显呈现出一种开放交融的状态。

    复合多元的历史文化

    从文化构成看，在爨文化的文化形态构成之中融合着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生产结构、宗教信仰、哲学思想、文学艺术以及民族民俗等诸多因素。

    从政治角度看，爨文化中极具地域色彩的“鬼主”活动其实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担任祭祀的“鬼主”，既是部落的神祀主持者，又是部落政治、军事的首领。鬼主又有“都大鬼主”“都鬼主”“次鬼主”“大鬼主”“小鬼主”等大小之分，显示出政教合一的倾向。但在主流政治领域，爨文化长达500余年的历史过程，爨区的政权结构始终奉行州（刺史）、郡（太守）、县（令）三级制的州郡制度，从未脱离中原王朝的统治，维持了南中地区的稳定，其文化内涵中因此具有丰富的中原文化色彩。

    从经济角度看，爨地的经济方式以农业、牧业、手工业为主，商贸业也占有一定比重，比游牧、半牧半农的经济水平要高得多。在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大致又有水田稻区农业、热区稻作农业、山地砍烧农业和原始农业四个层次。在牧业经济的发展中，又分为定居、半定居和游牧等多种不同类型。农耕文明的高度发达，带来了工商业的发展，主要以井盐、矿冶和纺织著称。商业贸易也随之同步发展，红河航道的开通及陆上交通的便利，使当时的曲靖真正成为入滇“锁钥”。

    从精神层面看，爨文化是中原汉文化与土著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晶，这在文学艺术上体现尤为突出。最能反映这一现象的当属“两爨碑”，从碑的形制、书法及碑文看，不仅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更与老庄思想盛行的东晋风尚紧密关联。整个碑文的书法风格，不乏南方民族特有的“野”（不守章法）、“蛮”（反传统）、“怪”（夸张渲染），其民族特色和蛮夷之气鲜明。在宗教信仰上，复合多元的特性体现更为充分，爨人的宗教崇拜不仅有汉人的祖先崇拜、圣贤崇拜，以及佛教、道教色彩，而且还有土著民族的“巫鬼”“鬼主”和虎、牛、蛇、火、竹、稻、山、水等图腾崇拜，这些宗教因素交织并行，构成了丰富的精神内涵。在民俗方面则有“遑耶”（古夷语“亲家”）习俗、盟誓习俗、文身习俗、丧葬习俗、居住、服饰等习俗，而又以“遑耶”和“明月社”（专供盟誓用的神祠或神坛）最为突出，它不仅是南中大姓为代表的汉族“夷化”的主要体现，更是调整和解决重大事务和矛盾冲突、维持地区稳定的重要方式。

    继承创新的民族文化

    碑刻最能体现爨文化的继承和创新。爨文化碑刻蔚为大观，有《延光石刻》《益州太守碑》《爨龙颜碑》（即大爨——编者注））《爨宝子碑》（即小爨——编者注）《爨龙骧刻石》《祥光残碑》《爨深碑》等诸多历史实物。爨文化晚期，以爨氏家族为代表的整个南中汉族全部融入当地少数民族，碑刻文化并未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而是由南中腹地的“西爨白蛮”等新的民族群体继续传承。爨碑保持着鲜明的汉文化特点，并在继承中又有创新。以“两爨碑”为例，它们的形制、铭文继承了“魏晋风范”“汉晋正传”，而书法艺术则打破了已经成型的美学规范，笔画笔法完全不同于中原书法，充满了独创精神，在隶楷之间独成一体，形成了极高的艺术品位。

    从姓氏也能窥见爨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早期南中各少数民族，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普通群众，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姓氏。随着汉文化的传入和整个南中汉族的“夷化”，姓氏文化在少数民族中得到广泛传播和运用，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然而，融会中有发展，随着南中各郡“大姓”家族及部曲（古代军队编制单位，借指军队。——编者注）的发展和相互间的角逐，姓氏远远超出了宗法血缘家族标志和称号的原有含义和功能，成为以家族组织为单位，集政治、经济、军事为一体的社会集团文化符号，对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爨文化对“姓氏文化”的创新。

    由此可见，爨文化上承古滇文化之精髓，下启南诏、大理文化之先河，它熔多种文化因素为一炉，继承发展中充满了巨大创新。可以说，没有这种创新，就没有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在此意义上，爨文化可以为我们在新的时代环境中所进行的文化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启示。文化的发展有其历史继承关系，将历史、民族、地缘的优秀文化积淀和优势彰显出来，以之作为资源，必然会丰富我们的时代文化内涵。因此，曲靖乃至云南的文化建设，应重视包括爨文化在内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

    古老文化的时代价值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政策、文化、人力、科技等诸多因素的支撑。其中，文化因其引领社会主流意识，引导人们发挥积极向上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作用，成为诸多因素中的关键因素。对待有价值的历史文化，我们要科学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曲靖的爨文化具有开放、融会、继承、创新这些积极成分，研究和借鉴它，有利于解放思想、激发活力、释放能量，特别是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可以起到更为具体的作用。把爨文化的内涵融入城市文化建设中，可以使我们的城市更具历史意味、民族特色和地缘特点，增强城市的厚重感和文化品位，还有利于形成城市的凝聚力，最终在城市文化的精神层面形成具有感召力的亮点。

    爨文化丰厚的内涵，提供了诸多能够转化为经济行为的文化资源。因此，可聚合力量打造爨文化产业园区，用恢复重建的方式，再现爨王国的历史景象，让爨文化的庄重气度、迷人气象成为一个文化景观，使爨乡福地曲靖拥有一个直观的文化载体，对丰富曲靖城市形象和增加知名度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倾心于爨文化研究，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发掘、整理，撰写了《爨文化简史》《爨文化论》等多部著作。但是，爨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还需要继续研究和探索。可以肯定，凭借爨文化研究，能够形成曲靖的一个社科研究方向，甚至可以打造成为曲靖的一个学术品牌。举办爨文化论坛、建设爨文化博物馆、推广爨体书法、进行考古研究、发掘爨区史料，解决一系列尚有疑问的问题，不断丰富爨文化的历史形象，让爨文化脉络更加清晰，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和亚宁（作者为中共曲靖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