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延云

　　囿于科学不昌，古代刑事案件的破案率很低。一桩案件发生了，破案的主要方式是先凭着“直觉”怀疑某个或某几个目标，然后严刑拷打拿到口供，结案了事，这样极容易造成冤假错案。只有极少数擅长“折狱”的官员，重视调查研究，对物证和人证反复核实，结合法医技术，捕捉嫌犯辩解中的逻辑错误，令其俯首认罪。不过，也有很多刁钻狠恶之徒，刑讯也好、举证也好，就是不招，这种情况下，办案的官员就只能祭出最后一招了——非自然力量，或者说请冥冥之中的鬼神来相助。虽然这种方法属于诱供，有点儿不大光明磊落，但是对于那个时代总相信头上三尺有神明的人而言，还是很有效的。

　　比如，我们今天说的一种名为鹦鹉的小家伙，就是古代断案中不时出现的“名侦探”之一。

　　只有鹦鹉看到了凶杀过程

　　先来看五代时期政治家、学者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中记录的“鹦鹉告事”的故事。

　　长安城中有个名叫杨崇义的人，是个“富N代”，累世的财富，使得他家的珍宝古玩“僭于王公”。有钱人的妻妾大多是“高颜值”的，杨崇义老婆刘氏不例外，国色天香；有钱人的妻妾一般都富裕得只剩下道德这么一个“贫困项”，刘氏亦不例外，与邻居家一个叫李弇的人私通，俩人趁着杨崇义不在家的时候，没少滚床单，“情甚于夫”。既然奸夫更比丈夫更亲，丈夫的生命就只剩下倒计时了。有一天，杨崇义在外面喝得酩酊大醉，跌跌撞撞地回到家，倒在床上酣睡。刘氏悄悄地打开了后门，把李弇放了进来，俩人拿一根绳子勒在了杨崇义脖子上，将之勒毙，然后将尸体埋在了后院的一口枯井中。

　　夜半杀人，“其时仆妾辈并无所觉，惟有鹦鹉一只在堂前架上”。

　　杨崇义是一家之主，虽然平时生活放浪，夜不归宿也是常事，但十天半个月还是见不到人，就有点反常了。一家子都慌了神，刘氏表现得最为紧张，让家中的仆人四散开来寻觅其夫，并在人多的街市上贴榜，悬赏找杨崇义，赏格还颇高。然而过了很久，依然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刘氏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就装出一副“为夫消得人憔悴”的样子，泪洒衣衫、乱鬓如云地跑到官府去告状，“言其夫不归，窃虑为人所害”。

　　杨崇义是富可敌国的大户，这样的人物失踪，当然不可等闲视之，“府县官吏，日夜捕贼”，但怀疑的主要目标还是家中的仆人，“经栲捶者百数人，莫究其弊”。刑讯逼供了一百多人，还是没找到杨崇义，官府一时间手足无措。

　　后来，县官带着一些人，突然来到杨崇义家中搜查，这可让刘氏有点手足无措，不过她也并不担心，因为尸体埋在枯井中，万难找寻。果然，一群衙役们把房间、院落翻了个底朝天，还是一无所获。正当一众人等要沮丧地离开时，堂前架上的那只鹦鹉“忽然声屈”——忽然开始喊冤。

　　县官十分惊讶，将鹦鹉从架上取下，放在胳膊上，问它喊的哪门子冤，鹦鹉大声说：“是刘氏和李弇合谋杀死了我的主人！”

　　刘氏万万没有想到一只鹦鹉竟揭穿了谋杀的真相，顿时面无人色，腿脚一软，跌坐堂下，县官立刻命令衙役们“执缚刘氏，及捕李弇下狱”，刘氏和李弇认为鹦鹉此举，乃杨崇义的冤魂作祟，只好招供，落得了个“依刑处死”的下场。

　　长安府尹将事情的前后经过，上奏给时任一国之君的唐明皇李隆基，李隆基听说后，“叹讶久之”，加封那只鹦鹉为“绿衣使者”，交付后宫喂养，以酬劳它替主人申冤报仇的功劳。

　　2003年的一次“鹦鹉捉贼”

　　也许是长了一身漂亮的羽毛、稍加训练又会说人话的缘故，鹦鹉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直扮演着聪明伶俐、善解人意的角色，祢衡在他的名篇《鹦鹉赋》中就这样描写道：“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体金精之妙质兮，合火德之明辉。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机。”

　　因此，在古代笔记中，“聪明以识机”的鹦鹉不止一次地扮演着“名侦探”的角色。

　　除了前面提到的“绿衣使者”一则之外，明朝的大学士朱国祯在《涌幢小品》里也写过一个鹦鹉破案的故事：云南太守陆纶有一天微服私访，来到一户人家，突然看到这家养的一只鹦鹉飞到自己身边，哀鸣不止，然后“忽堕地”，躺在地上好像一个死人。陆纶大吃一惊，再看那只鹦鹉，又恢复了平常的样子。陆纶叫来这户人家中的一位老妇人，问这是怎么回事，老妇人战战兢兢地说：家里曾经因为纠纷，杀死了一个人，就埋在鹦鹉笼子下面的地板底下。陆纶立刻把这家人都召集到一起，杀人者一听说“鹦鹉显灵”，立刻招供，受到法律的严惩。

　　众所周知，鹦鹉之所以会学舌，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它有“先天优势”，发声器的上、下长度及与体轴构成的夹角均与人的相似，舌根也非常发达，舌头富于肉质，前端细长呈月形，犹如人舌，转动灵活，所以才能惟妙惟肖地模仿人语，发出一些简单、准确、清晰的音节。第二个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有人教它，在它面前反复地述说一句话或一组话，否则，一只从来没有接受过训练的鹦鹉，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说人话的。

　　所以，上面讲的两个案子之中，鹦鹉揭发真凶，无论指名道姓还是“堕地”这一肢体动作，都必然是有人教习的结果。比如杨崇义命案，对照事件的前后经过，我们大致可以做出如下的推想，其妻刘氏和李弇的偷情，保密措施做得再怎么好，府里上上下下百十来口子人，也不可能半点风声都不走漏，杨崇义失踪之后，官府“经栲捶者百数人”，必定有那被拷打之后气愤不过的奴仆，怀疑是刘氏和李弇做的好事，又苦于没有证据，干脆编了话教给鹦鹉，等县令上门时，引诱那鹦鹉“举报”，歪打正着。而“鹦鹉堕地案”的真相，恐怕也是家中有人被真凶所胁迫，不敢直接报案，只好训练了鹦鹉找陆纶告状。

　　不过，现实中还真有鹦鹉协助警方破案的故事。2003年，美国一户人家发生了一起盗窃案，警方在失窃的人家中调查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就在他们准备放弃的时候，屋子里的一只鹦鹉突然开口了，不断地重复两句话：“到这儿来，罗伯特！到这儿来，罗尼！”警察们通过计算机查找“罗伯特”和“罗尼”这两个名字，结果在惯犯档案中发现了。警方很快这俩人拘捕，审讯一开始，他俩起初死活不承认自己的罪行，警察偷偷将那只鹦鹉拿进了审讯室，鹦鹉突然大叫起来：“到这儿来，罗伯特！到这儿来，罗尼！”吓得俩人差点儿跳起来，只得老老实实交代了犯罪过程。原来，他们俩摸着黑偷东西时，因为屋子太大，走散了，只好不停地呼叫对方的名字，却被那只好学的鹦鹉“铭记”，成为锁定他们犯罪的关键性证据。

　　“猫噬鹦鹉”逗得宋孝宗大笑

　　除了扮演“名侦探”的角色以外，鹦鹉在我国笔记小说中还有“多重身份”。

　　岳飞的孙子、南宋著名学者岳珂撰写的《桯史》中，有一则非常有趣的记载，名曰《鹦鹉喻》：蜀地的文人清高，不会趋炎附势，有一位名叫杨嗣清的先生，因为德才兼备而被清议推属。在考试时，杨嗣清对某个考官没有巴结，那考官便写了个奏章呈上去，诬陷杨嗣清，想要借皇帝之手将他治罪。卫国公赵雄听说了，赶紧跑到宋孝宗那里说：“有个人家里闹鼠患，于是买了一只猫，寻了个好日子将猫放出来，实指望这猫儿能捕鼠，谁知那猫不管家里的老鼠闹得有多么凶，一下子蹿上鸟笼子，一口把鹦鹉给吃了，这能算是一只好猫吗？”宋孝宗被他出了个谜题，不知道是什么来头，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赵雄便把考官不替国家招揽人才，反而陷害忠良的事情说了一遍，宋孝宗是个明白人，不禁哈哈大笑，将弹劾杨嗣清的奏章扔在一边不再搭理了，“至今蜀人谈谑，以排根善类者为猫噬鹦鹉”。

　　这则笔记里，鹦鹉譬喻的是正直清高的知识分子，而在清代学者曾衍东撰写的笔记《小豆棚》里，有一则《鹦鹉辞》，讲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学生李某十分落魄潦倒，因为喜欢音乐的缘故，就养了一只鹦鹉，教了它一年，竟然能让它唱歌，“按板针腔，清婉合律”。李某经常骑着一头驴去游山玩水，他在肩膀上扛一只小木架，鹦鹉就站在上面，“得意时则命之歌，而自吹笛以和之”，便忘却了郁郁不得志的忧愁，仿佛有了一个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可以载歌载舞的朋友。不久，一个地方官听说了这只懂得音律的鹦鹉，强迫李某将鹦鹉卖给自己，迫于他的威逼，李某万般无奈，将鹦鹉给了地方官。李某走出官府，将卖掉鹦鹉的钱随便捐给了一户穷人家，然后放声痛哭，直到日暮时分，他的背影才和哭声一起消失在旷野之中。

　　再说那地方官，得到这只鹦鹉，十分欣喜，第二天便把所有的宾客都召集了来，举办宴席，向大家介绍这只鹦鹉如何神奇，自己如何费尽心思才搞到手，然后让乐师们奏起管弦，给鹦鹉伴奏，让它唱歌，谁知那鹦鹉“喑然不出一声”，地方官大失颜面，有心下令把鹦鹉打五十板子，又觉得传出去说自己跟一只鸟儿过不去，更加丢人，只好让下人把鹦鹉带到别的屋子去饲养，鹦鹉不吃饭也不喝水，没过几天竟死了。

　　有人感慨鹦鹉对主人的忠诚，作诗曰：“羞向华筵唱渭城，相思一夕顿捐生。吟魂莫恋知音者，安否难传陇上声。”

　　也许，这只是一场因为官本位引发的悲剧，双方都感到对方无可理喻：地方官始终搞不懂，这世上居然还有权势收服不了的东西；鹦鹉始终搞不懂：这世上居然有人傻到以为权势可以收服一切。所以说，人和禽畜终究是没法沟通的，至于到底哪一方是禽畜，读者恐怕就见仁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