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并

　　动画片《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热映，片名中的“归来”一层意思是指沉默多年的孙大圣重归人们视野，借用“归来”的语境，我们今天要追根溯源，从文化与历史传承的层面关注下孙大圣到底从哪儿“归来”。

　　这个话题并不新鲜，在本世纪之初，胡适就曾经提出过孙悟空原型是印度神猴哈奴曼的观点。鲁迅进行了反驳，他认为悟空的形象来自淮涡水神无支祁。在现实世界里，对于孙悟空的“原型”也有不同意见：敦煌的以西天取经为题材的壁画中，有类似“猴行者”的胡人牵马随行的图像；在史书中还记载了唐朝一位叫悟空的和尚，他还参与过佛经的翻译。

　　孙悟空原型之争至今也无定论，但“孙悟空”的侠义形象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却是不争的事实。

　　争论

　　孙悟空原型是神猴哈奴曼

　　动画片《大圣归来》，让“美猴王”孙悟空再次成为眼下的热门话题。谈到“归来”，不妨也谈谈孙大圣的原型来自哪儿？事实上，这一问题不久前曾在学术圈引起争议。争议源于5月份在广东举行的一次柬埔寨古代文物展，在这次展览上，“孙悟空原型是古印度经典《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的话题再度被提起，这一争论甚至还波及到了在西安举办的古印度彩陶展，彩陶展上展出了几件被认为是哈奴曼陶俑的展品。

　　有文章借此分析，“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以后，《罗摩衍那》的故事就在中国民间广为传播”，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对于博览群书、善于收集野史秘闻的吴承恩来说，在撰写《西游记》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借鉴了《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的形象。”

　　“孙悟空的原型到底是不是哈奴曼”先不讨论，单从文章提到“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以后，《罗摩衍那》的故事就在中国民间广为传播”的说法，显然不准确。《罗摩衍那》是印度的两大梵语叙事史诗之一，主要讲述了王子罗摩被老王妃放逐，妻子悉多也被魔王劫去，多亏群猴相助，夫妻团圆，恢复了王位的故事。

　　《罗摩衍那》是婆罗门教文化经典，其中主角罗摩是婆罗门教主神毗湿奴的化身，帮助罗摩王子摆平坎坷的神猴自然也是婆罗门文化中的神猴。

　　佛教与婆罗门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宗教文化谱系，其中的故事和形象一般是不兼容的。因此，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就推及到神猴哈奴曼形象也在中国传播，是很难讲通的。由此可见，《罗摩衍那》中神猴哈奴曼的故事是否在我国的民间普遍流传并被吴承恩收集到，就值得存疑。

　　当然，也不能就此推断出哈奴曼的故事在中国就一点声息都没有。《西游记》是吴承恩写成的小说作品，是在话本基础上的改造与再创作。“唐僧取经”的故事在南宋时就以话本的形式存在，现存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词话》便是南宋人使用的话本。它主要讲猴行者化身为白衣秀士，保护唐僧取经，一路上降妖伏魔的故事。话本不仅把取经的故事引入文艺创作，同时还把故事的主角转为猴行者。书里还有深沙神的角色，显然是沙和尚的形象，而猪八戒的形象尚未出现。

　　到了元代，逐渐出现了更为成熟的西游记话本，这从《永乐大典》中引叙的《西游记》的书名可以推断。金院本和元杂剧中也有唐三藏和西游记的剧目，这都是吴承恩再创作的蓝本。

　　南宋与元是海上丝路大开放的时代，中国与印度及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东南亚国家来往频繁。此时，印度婆罗门教在公元八九世纪吸收佛教和耆那教的教义，改称印度教，而佛教中心已经向东转移。在中国与印度及东南亚国家的商业文化往来中，神猴的故事也多少会在民间流传起来。

　　泉州著名的开元寺西塔上就有猴行者的浮雕，敦煌榆林窟宋代壁画也有猴行者，而当时吴承恩的《西游记》并没有诞生。另外，在小乘佛教流行的东南亚地区，今天还能看到许多印度教的寺庙遗址，如著名的佛教遗址吴哥或柬埔寨的文化遗产里，还有神猴哈奴曼，这些都说明了文化的多元性和丛生性。

　　我们目前确实没有孙悟空来自神猴哈奴曼的直接线索，但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也并非凭空而来。哈奴曼大闹无忧园与孙悟空大闹天宫有相似之处，只是背景发生了变化，后者直接演化为与神权、君权的斗争。孙悟空的金箍棒是大闹龙宫的战利品，可以倏忽变大，倏忽变小，甚至细小到可以放在猴耳朵里，这是《西游记》的动人之处，也是一种创新与创造，是哈奴曼身上所没有的神奇，因此并不能因为有了印度哈奴曼的故事在前，就降低了吴承恩笔下孙悟空的魅力与分量。我个人反而认为，孙悟空的魅力更胜一筹。

　　钩沉

　　胡适与鲁迅关于孙悟空原型之争

　　孙悟空的原型是否为哈奴曼，其实早有争论，这个争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被广泛提及。1923年，胡适在他的《西游记》考证里提出，“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我依照钢和泰博士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记事诗《拉麻传》里寻得一个哈奴曼，大概可以算是齐天大圣的背影了”。史学大家陈寅恪、郑振铎和季羡林都认同此说。

　　但胡适的观点遭到了鲁迅的反对，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再次提出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看法，他认为悟空的形象来自淮涡水神无支祁，无支祁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水怪，像一只猿猴白头青身、火眼金睛、力大无穷，常在淮水兴风作浪，大禹治水时将其擒获，锁镇在淮阴龟山脚下。这与孙悟空被佛祖镇压在五行山下情节相类。

　　是耶非耶，各执一词。但我个人以为，这两种观点是互补的。

　　吴承恩是淮安人，又写作过《禹鼎志》，对大禹治水的这段传说可以说耳熟能详，但无支祁明显是水怪，是恶的化身，因此吴承恩也就取其形，并把它曾被镇压的故事演化为取经有关的佛祖，却绝口不提大禹之事。对于猿神猿怪一类，志怪小说里有，《山海经》里的有“棠庭之山多白猿”，海内经则“有青兽人面，名曰猩猩”的说法，这些不能一律当成舶来品，由于同属灵长目，很容易让人将猴子拟人化，但这并不能说明其它重要情节也来源于此。鲁迅向来有“面孔在河北、帽子在山西”的小说素材处理说，间接而非直接的道听途说也并非不是《西游记》的来源。因此也不能断然否定胡适的怀疑。

　　观点

　　孙悟空是不是舶来品不重要

　　关于孙悟空的原型，除了胡适与鲁迅的上述观点，还有两种说法认为孙悟空有现实原型，一个来自于石盘陀，另一个来自于悟空和尚。石盘陀的说法值得怀疑，石盘陀曾经是一个言而无信的庸碌之辈。他伴随唐僧西行的路程不足百里，甚至只是一天半夜，而且居然拔刀威胁唐僧中断取经之行，这倒有点猪八戒的影子。半路出家的车姓悟空，武人出身，是唐代最后一个西行取经者，与玄奘没有交集，但多少会影响到吴承恩对取名的思维选择。但也仅此而已。

　　这些讨论至今余波未消，反映出中国人的某种思维定式。20年前，我就写过一篇杂文《混血的孙悟空》，其时正是东南沿海大开放，思想大交锋的时期，对外开放往往与民族自豪感纠结在一起，形成一种“欲说还休”的情结。这种情结无疑是在近代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凝结沉淀而来的，表现出两面性，一面要“师夷之技”，一面又担心失去自我。甚至在考古事业中，也总是想证明，中华文明的一切都是独立发生的，青铜器是独立发明的，彩陶也不例外，甚至人种的演化，都希望把元谋猿人与北京人连成一线。

　　这里似乎有一个死结，好像文明谱系的伟大在于它的纯正，容不得哪怕一点外来的东西，但这样的文明世界哪里去寻，又怎么能够成为多姿多彩的大千世界呢？

　　把孙悟空看作是一只“混血”的猴子，其实没必要那么敏感，也没那么重要。这是丝绸之路教给我们的一个深刻的道理。不管是物质形态的文明还是精神文化形态的文明，有容乃大。回顾丝绸之路曾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在相互交流中再创造。

    补白

    关于孙悟空原型的争论由来已久，争论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版本，这些版本背后也都有着不同的故事。

    哈奴曼

    哈奴曼的故事在印度家喻户晓，在新德里的大街上，随处可见哈奴曼的神像。这只神猴浑身通红，头戴金冠，浓眉大眼，嘴巴鼓鼓的，还有一条尾巴翘起来，是典型的猴子形象。

    哈奴曼是《罗摩衍那》中的重要角色，它是一只神通广大的超级神猴，也是毗湿奴的第七个化身罗摩最忠实的仆人和朋友。毗湿奴是印度教的保护神，是叙事诗中地位最高的神，手握维护宇宙之权，与湿婆神一起分享神界的权力。

    哈奴曼拥有超凡的力量，并且精通变化。有一次，他的主人罗摩的妻子被魔王劫走，情况非常紧急，哈奴曼受罗摩之命，率领浩浩荡荡的猴子大军，远征魔王，打败了敌人，救出了主人。《西游记》中有类似情节，朱紫国王的金圣宫娘娘被观音菩萨的金毛犼摄走，孙大圣率领师兄弟，智盗紫金铃，击败了怪兽，救出了皇后。

    陈寅恪通过研究《贤愚经》发现，“大闹天宫”的故事，本来源自两个绝不相干的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后，佛经传播者在讲说时有意无意将二者合一。上世纪初，敦煌学建立后，记载《西游记》人物故事的壁画中，既有单人徒步，身背背架的图像，又有类似“猴行者”的胡人牵马随行的图像。

    无支祁

    无支祁是谁？它是唐代李公佐小说中的怪兽，在《西游记》中，有两处提到它的大名。

    孙大圣被黄眉老佛打败，跑去南赡部洲盱眙山城搬取救兵，日值功曹说，“（山城）即今泗洲是也。那里有个大圣国师王菩萨，神通广大。他手下有一个徒弟，唤名小张太子，还有四大神将，昔年曾降伏水母娘娘。”大圣见到国师王菩萨，菩萨说，“你今日之事，诚我佛教之兴隆，理当亲去，奈时值初夏，正淮水泛涨之时，新收了水猿大圣，那厮遇水即兴，恐我去后，他乘空生顽，无神可治。”
    这里说的水母娘娘和水猿大圣，便是怪兽无支祁。

    无支祁是淮涡水神，淮即淮水，今天的淮河；涡水即涡河，是跨河南、安徽两省的河流。无支祁外表如猿猴，缩鼻高额，白脑袋白牙齿，金眼睛绿身子，倒像一只长颈鹿，脑袋一伸，脖子变成百尺，力量超凡，速度飞快。

    由于无支祁在两水作乱，祸害一方，在大禹治水时，便将它降伏，头上套上锁链，关在淮水之中。

    悟空和尚

    在陕西泾阳县北部的嵯峨山上，有很多人文景观，除了唐德宗李适的陵墓，还有唐代悟空和尚的灵塔，悟空和尚是唐代西天取经行动的最后一人。

    悟空和尚的俗名叫车奉朝，是陕西泾阳人。生于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751年，年仅20岁的车奉朝，奉旨随中使张光韬出使西域各国，途中车奉朝得病，留在健陀罗国即现在的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养病。估计是病情比较严重，车奉朝在病中发愿，如果病能够痊愈便出家为僧。后来，车奉朝的病真的好了，他便拜当地的三藏法师为师，正式剃度出家。此后，他在西域周游列国，访师问道，转眼几十年过去。将近六十岁时，征得师父的同意，带回一枚舍利佛身和很多经书回国。

    790年，唐德宗召见了车奉朝，表扬他的行为，并赐给他的法号“悟空”。悟空和尚出塞前后四十年，历尽艰辛，学佛译经，他所翻译的佛经，共三部十一卷，被全部收录在高僧圆照奉旨编撰的《贞元释教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