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勇

　　在北京景山公园里，有一棵为人熟知的老槐树，据说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在此自缢。树的旁边，矗立着两座石碑。一座镌刻“明思宗殉国处”六个大字，为1930年故宫博物院延请著名书法家沈尹默书写勒成；另一座则是1944年由前清翰林傅增湘所作的《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值得注意的是，后人在为这一著名的旅游景点立指示牌时，从最初的“崇祯皇帝自缢处”，悄然变成了如今的“明思宗殉国处”。

　　对此，据景山公园管理处文研室工作人员介绍，上述指示牌改名发生在2011年前后，是在一位现已退休的员工建议下而改。究其原因，乃是为了与另外两座石碑的有关表述相一致。但该工作人员也透露，“明思宗殉国处”的说法毕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与今日的环境不相符合，所以管理处计划下次更换园内指示牌时，改回它的旧称“崇祯皇帝自缢处”。表面上看，无论“自缢”，还是“殉国”，都是指崇祯皇帝自尽之事。但前者仅仅交代了自缢的行为本身，后者却带有强烈的褒扬色彩。这也促使我们继续探究，从“自缢”到“殉国”，崇祯皇帝之死为何影响到了其后的三百多年？后人在纪念崇祯皇帝之死时又有着怎样的初衷？

　　自缢

　　崇祯之死引发的山河巨变

　　“崇祯之死”究竟是“自缢”还是“殉国”，这还要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说起。三月十九日，天未黎明，崇祯在司礼监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来到景山自缢而死，维持了270多年统治的大明王朝由此灭亡。

　　作为明朝的第十六位皇帝，崇祯大概怎么也不会预料到自己将会成为明朝的亡国之君。在他之前，像嘉靖、万历两位皇帝，数十年不上朝，已经导致明朝内部政治腐败愈发严重，外部来自后金的侵扰也逐步加深。反观崇祯，即位之初便力图革新吏治，处置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慨然有为”，给人带来了一丝希望。怎奈国家积弊已久，纵然崇祯再努力，也已无力挽救危局。内忧外患的夹击，最终促成了崇祯的自缢和明朝的灭亡。

　　与崇祯之死相伴出现的，是一幕幕的家国惨景。临死之际，崇祯对周皇后说：“大事去矣，尔为天下母，宜死。”周后痛哭对答说：“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听一语，今日同死社稷，亦复何恨。”随即自缢而死。崇祯又传旨给后宫嫔妃，要她们随同自尽，并命太监将几个儿子潜送出宫。面对自己的女儿长平公主，崇祯长叹“尔何为生我家”，挥剑欲杀之。长平公主举起手臂挡了一下，臂虽断而性命得保。至于崇祯，他的自缢除了有太监王承恩跟随之外，更有“自大学士范景文而下死者数十人”。直到三日之后，李自成部下才在景山发现了崇祯的尸身，并看到了他以血写成的遗诏。其中说道：“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文武可杀，但勿劫掠帝陵，勿伤百姓一人。”虽然各类史籍对此记载不尽相同，但字里行间都能看到崇祯的自责之情，并希望以一己之死而为天下百姓请命。

　　崇祯自缢的消息传开后，在明朝士大夫群体间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时之间纷纷自尽效仿者不计其数。关外的后金则打起为汉人“雪君父之仇”的旗帜，在吴三桂的引领配合下，进入山海关，击溃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当年五月，福临于北京称帝，改年号为顺治，正式建立了清王朝。至此，明清鼎革，王朝变色，一段新的历史由此开启。围绕崇祯之死，虽然仍有许多疑点和争论，但崇祯自缢之举所代表的不苟且、不偷生等一些象征意义，则被后世反复提及，并加以纪念。

　　殉国

　　抗战期间对明思宗的纪念

　　清朝建立之后，为了争取汉人的支持，极力尊敬如崇祯等前朝皇帝。据说，清初曾将崇祯自缢的老槐树定名为“罪槐”，并配有一副铁链。同时规定，凡皇室人员经过此处，必须驻足观瞻。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对明朝灭亡的反思，另一方面也是对前朝皇帝的诚敬。

　　清朝灭亡之后，对崇祯的纪念非但没有中止，反而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以及国内局势的复杂化，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前述两座碑之一的“眀思宗殉国处”碑，书写者是沈尹默。碑的右侧上方题款为“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立”，左侧下方题款则为“故宫博物院敬立”。有一个细节是，沈先生在书写“眀”字时，有意将左侧写为“目”，而不是通常使用的“日”字，以此来表示对当时日本的不齿和反抗。此后，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展开，对崇祯的纪念也愈加隆重，至1944年时达到高潮。

　　1944年，为农历甲申年，也是明朝灭亡整三百年，注定将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先是郭沫若在延安的《解放日报》等报刊上连载了《甲申三百年祭》，通过梳理明朝的灭亡和崇祯之死，号召国内团结，一致对外。该文一经发出，即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关于李自成攻克北京后所犯错误的分析，也为后来中共战胜国民党、进入北平提供了历史参考，因此受到毛泽东等人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由北平社会各界组成的“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筹备会”宣告成立，并计划于该年三月十九日崇祯忌日前后，在景山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然而，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会长王克敏示意此事“应从缓办”，致使相关的纪念活动没有能够开展。不过，通过筹备会的努力和争取，当年仍在崇祯自缢之处新立了一座纪念碑，这便是《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碑文由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著名藏书家傅增湘撰成。在近千字的碑文中，不仅可以看到傅先生对明朝灭亡和崇祯之死的追溯，更能感受到他文字背后的深层内涵和关怀。

　　碑文开篇即赞叹：“余尝综观史籍，三代以下，得天下之正者，莫过于有明。”随即对崇祯自缢致以崇高的钦佩和敬意，说他舍身殉国，留下血书为万民请命，这一壮烈之举理应受到后世崇奉。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明朝灭亡之前，尽管有一部分大臣劝说崇祯南迁避难，但崇祯不为所动，死志甚坚，希望以此来报国家社稷。作者说这些，除了褒扬崇祯之外，还寓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环顾当时，中国正遭受日本的侵略，北平仍被日本控制，与明朝亡国前夕的危难局面何其相似。因此，碑文隐含着的意思是，当权的国民党政府也应该效仿崇祯皇帝，矢志抗敌，不畏艰难，而不是一味求缓，不思上进。正所谓“缅溯明祖开国之功，并阐思宗救民之旨”。一方面是对执政者的批评，另一方面也怀有深厚的寄托。

　　傅增湘的碑文，代表了日本侵略之下爱国人士们的迫切心情和追求，并通过对崇祯的纪念，来暗示抗战到底的坚决信念。所以，该碑文也是民族精神的绝佳写照。建国之后，虽然该碑因为贬低农民起义而一度“不合时宜”，连同沈尹默所撰碑石一起遭到毁弃，但它所承载的象征意义，无疑产生了深刻和广泛的影响。崇祯皇帝的“殉国”行为，不仅得到后世的同情，也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赞许与认可。

　　立场

　　“自缢”与“殉国”背后的不同内涵

　　仔细品读傅增湘所写《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碑文，以及沈尹默所题“眀思宗殉国处”六字，均将崇祯自缢称为“殉国”，无疑都是在颂扬崇祯的“壮举”。所谓“国”，自然是指明朝。因为在大家看来，崇祯是受到李自成的逼迫才会自缢而死。身为一国之君，崇祯此举堪称为国殉亡。

　　但换个角度来看，崇祯殉国造成的直接结果，便是明朝的灭亡以及后来清朝的建立。因此，置身清朝，倘若一味褒扬崇祯的殉国之壮烈，势必会引起清朝统治者的忌讳。清朝前期，大量文字狱案的发生便往往因为其中含有追思前明、影射当下的内容。比如，提到明朝的服饰、史事，都可能被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加以严惩。这也就可以理解，清朝的皇帝如顺治、康熙等人，尽管一再表露出对明朝皇帝的尊敬，并加以祭祀，但并没有放松对民间开展此类活动的控制。从清朝官方的立场看，崇祯“自缢”仅是用来形容崇祯皇帝死亡的方式，并没有过分突出他“殉国”的重要内涵。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通过崇祯自缢一事，将汉人的仇恨转移到李自成身上，进而宣布清军入关的合理性，为清朝建立提供足够的依据。总之，有清一代对崇祯“殉国”的褒扬，多是停留在私下层面，官方虽也有肯定，但相比之下并不那么积极。

　　到了民国年间，崇祯自缢一事重新受到关注，其意义也获得了进一步抬升。尤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日益严峻，崇祯“殉国”所体现的坚毅、不惧等因素，成为战时宣传的必备条件。这从傅增湘所作的《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碑文中，能够明显感受得到。除此之外，崇祯“殉国”之所以被凸显，或许还应与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兴起有着密切关系。早在晚清之时，孙中山等人为推翻清朝的统治，重新使用了明太祖朱元璋当年反对元朝时喊出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满汉之间的矛盾，在清末之时被重新构造起来。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清朝灭亡之后，自杀殉清者并无多少，根本无法和明亡后出现的“自杀比赛”现象相提并论。这或许与满汉矛盾之下，人们对清朝的认同不够深刻有某种程度的关联。

　　回到抗战年间所立的两座崇祯纪念碑，虽然它们的作者沈尹默、傅增湘均生于清朝，后者还曾中过清朝的进士，准确来说应该算是清朝遗民，但他们显然没有多么浓厚的遗民情结。所以，傅增湘的《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碑文中，已经毫不避讳地大加赞扬崇祯“殉国”一事，而不必顾忌其中言语是否会触碰到前清的立场。这既是时过境迁造成的结果，也与明、清两朝灭亡之后截然相异的氛围有密切关系。

　　正如纠结于是“自缢”还是“殉国”一样，崇祯死后的谥号也长时间内没有定论。多尔衮加谥崇祯为“怀宗端皇帝”，顺治时期则改称为“庄烈愍皇帝”，同样也有人因崇祯之陵为“思陵”而称其为“思宗”，由此更见崇祯本身的复杂色彩。以清朝官方对崇祯的通称“愍帝”来说，《谥法》的解释是：“在国逢难曰愍，使民折伤曰愍，在国连忧曰愍，祸乱方作曰愍。”应该说，“愍”字准确概括和总结了崇祯一生。前人曾作诗说：“景山无好景，思宗却可思”。却不曾想，当众口纷纷说崇祯时，又有几人能真正理解这位昔日皇帝的忧患哀怜？当人们匆匆走过那棵古槐时，又是否注意过景山晚景中的那一抹血色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