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纪念日，今日诸多广为人知的概念，在当时都还不具备，新文化运动不断推崇新文化和白话文，还创造出不少新文字和词语，并逐渐融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她”字即是其中之一。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她”字并不存在，正如中国传统中并无女性存在一样，新文化运动时期，刘半农创造了“她”字，犹如“男娲”补天一般。本文是河南大学张宝明教授对新文化运动中“她”字的回顾，以下为正文：

刘半农像（图片来源于网络）

“她”，应该说是这个世界的另一半。但“她”与“他”的相提并论却不可同日而语。在沿袭几千年的古代汉语里，没有“她”可言。“伊”字是“她”的代言人。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秦风·蒹葭》）中的“伊”是典型的字眼。《新青年》诞生后，推动新文化运动，“她”才逐渐取代“伊”。

实际上，被称为新文化主将和旗手的鲁迅，他在《呐喊·自序》中仍用“伊”字而不是“她”来指称母亲：“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而这篇自序写于白话文已经成为定局的1922年。

那么，在新文化运动石破惊天“迸”出来的“她”，究竟何时第一次闪亮登场？背景如何？“她”究竟由谁最先“挑”起？

“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她”不是处女“她”

关于刘半农与“她”的关系，不少人将其与《教我如何不想她》联系起来。“她”的确出自《教我如何不想她》的作者之手，《教我如何不想她》又以刘半农留学英伦为背景。身处他乡，怀着对故国家园的的思念，刘半农将个人的思乡感情与对祖国的怀念之情编织在一起，写出了以“她”为对象的情诗：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

目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目光。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漫漫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燕子，你说些什麽话，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啊，西天还有些残霞，教我如何不想她？

这四个声声呼唤的“她”字，带着英伦留洋赤子如泣如诉的情感，漂洋过海回到祖国，时值1920年9月。伦敦许多留学生都为刘半农的情诗所感动，众生吟颂。主攻语言学的赵元任还专门为“她”谱写了乐曲，《教我如何不想她》由此广为流传。

也许因为《教我如何不想她》盛名太过，刘半农的第一个“她”字多以“诗”传，于是 “她”便以讹传讹地成为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元典“她”的出处。

还有人从“历史”事实出发，在《新青年》上找到了刘半农白话文中第一次用“她”字的诗歌《一个小农家的暮》，以为这便是确凿的证据。你看：“她在灶下煮饭，新砍的山柴，必必剥剥的响。灶门里嫣红的火光，闪着她嫣红的脸，闪红了她青布的衣裳。他衔着个十年的烟斗，慢慢地从田里回来；屋角里挂去了锄头，便坐在稻床上，调弄着只亲人的狗。”

“她”和“他”分庭抗礼，显示出了男女性别的不同代称。因此，很多文章就又把1921年2月7日写于伦敦并发表于1921年8月1日9卷4号《新青年》上的《一个小农家的暮》看作处女“她”。

然而，“事实”有时候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一个小农家的暮》中迸出的“她”已经历尽沧桑、千呼万唤的“她”了。实际上，根据笔者考察，“她”最早使用是在《新青年》8卷3号上由俞平伯撰写的诗歌《题在绍兴柯严照的相片上》。诗的开头一句的第一个字就由“她”领衔：“她含着所谓的我；我却藏住另外一个她。”这首诗歌发表于1920 年11月1日。

值得说明的是，在小说中最早使用“她”字的是茅盾。他在翻译法国作家莫泊桑小说《西门底爸爸》中率先使用，时间是1921年5月1日。刘半农虽接踵而至，但不是最早付诸实践的。尽管1920年的9月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已经成诗，但毕竟没有正式铅字付梓。在此之前，很多新文学作家即使抹去“伊”字的传统印记，最多也只能以“他”后缀上一个“女”以表示“她”，诸如较为前卫而且具有代表性的美文作家周作人在翻译丹麦著名作家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女儿》（小女孩）时还是用“他女”来代表那个“小女孩”。

“她”字来源于女子自身的“贞操论”

《新青年》上提倡“她”字与女子贞操问题讨论息息相关。《新青年》是最早提倡妇女解放的杂志之一，还是最早讨论女子贞操问题的先锋刊物。1918年5月15日，由周作人翻译的日本著名作家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在《新青年》上发表，从而把“男女问题”中诸如平等、深交、同校等问题一一揭示出来。

与一般意义上的反传统没有什么两样，《新青年》派的人物同样借助外来思潮，在《新青年》登了半年广告征集关于“女子问题”的文章而寂然无声后，周作人翻译了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虽然文章中还是以“他”称呼与谢野晶子，但要为女性寻找一席之地，并让“他”与“她”并行不悖的目的非常明确。

《贞操论》意在说理：“倘这贞操道德，同人生的进行发展，不生抵触，而且有益；那时我们当他新道德，极欢迎他。若单是女子当守，男子可以宽假；那便是有抵触，便是反使人生破绽失调的旧式道德，我们不能信赖他，又如不能强使人人遵守；因为境遇体质不同，也定有宽严的差别；倘教人人强守，反使大多数的人，受虚伪压制不正不幸的苦；那时也就不能当作我们所要求的新道德。”

对执意寻求新道德的“新青年派”同仁来说，男女各占“半边天”的意识已经为“她”的到来做了厚重的铺垫。接着，胡适的《贞操问题》在《新青年》5卷1号上发表。胡适进一步发挥了“一对一”的男女贞操观念：“贞操不是个人的事，乃是人对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双方面的事女子尊重男子的爱情，心思专一，不肯再爱别人，这就是贞操。贞操是一个‘人’对别一个‘人’的一种态度。因为如此，男子对於女子，也该有同等的态度。若男不能照样还敬，他就是不配受这种贞操的待遇。”

随后，鲁迅的《我之节烈观》以及蓝志先、周作人、胡适等公开信中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更是将“女子问题”推向前台。不难看出，“她”字的出现已是“未成曲调先有情”。

1919年4月15日，《新青年》6卷4号扉页以“新青年记者启事”名义发布《女子问题》公告。公告认为，一切社会问题、家族制度问题无不与“女子问题”有关，所以女子问题乃是今日社会的一大重要问题。为了让男子“越俎代庖”的局面成为过去，“女子教育”、“女子职业”、“女子结婚”、“离婚”、“再蘸”、“姑息同居”、“独身生活”、“避妊”、“女子参政”、“女子权利”等都需要一一重新评估。在这样的“女权”形势下，具有思想史意义的“她”字呼之欲出。

1920年，远在海外的刘半农在与同学的讨论中形成了《“她”字问题》一文，这也是他实践《教我如何不想她》的理论前奏曲。刘半农在伦敦将《“她”字问题》寄给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栏。《“她”字问题》成文于1920年6月6日，发表于1920年8月9日。遗憾的是，他理论指导下的“实绩”没有很快在报刊上发表。不过，这时的“她”和“牠”（它）已经在此得到了充分的表述。

刘半农论“她”：“一、中国文字中，要不要有一个第三位阴性代词？二、如其要的，我们能不能就用‘她’？……我现在还觉得第三位代词，除‘她’字外，应当再取一个‘牠’字，以代无生物。”刘半农的言论随即引起激烈争论，首先是一篇署名寒冰的《这是刘半农的错》，认为刘半农是画蛇添足。不久，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署名孙祖基的《“她”字的研究》，对刘半农的创造表示支持。可是，很快又有了寒冰的追杀性文字《驳“她”字的研究》。或许正是有了如此炒作，“她”才得以立足。

正是由于刘半农对“她”字情有独钟，所以他对“她”这半边天具有“男娲”补天之功。鲁迅在《回忆刘半农君》中深情地说：“他活泼、勇敢，打了几个大仗。譬如吧，‘她’和‘它’字的创造，就都是的。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如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

尽管“她”为刘半农所炮制，我们想起“她”也不能不想“他”，但是上面我们提到的一些掌故、典故或史籍并不是“她”字的源头始祖。

刘半农的奇思妙，早在1918年8月之前就萌发了。只是在此之前一直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扭捏状态而已。

蓦然回首：“她”在灯火阑珊处

早期白话文，“他”、“伊”、“他（女）”都作第三人称代词。这种混乱的书写方式给译文和白话文创作带来了诸多不便。外来语英文中的第三人称代词是分阳性、阴性和中性的（he，she， it），汉语难以对译。译文较多的日文也遇到这种尴尬的情形。1918年8月之前，刘半农就私下与友人交流过，周作人是知情人之一。

1918年8月15日，，周作人翻译的瑞典作家August Strindberg的小说《改革》发表，译者在译文前特别加上了一段关于“中国第三人称”的说明。其中透露了刘半农的一个个人创意或说大胆构想：“中国第三人称代名词没有性的分别，狠觉不便。半农想造一个‘她’字，和‘他’字并用，这原是极好；日本用‘彼女’（Kanojo）与‘彼’（Kare）对待，也是近来新造。起初也觉生硬，用惯了就没有什么了。现在只怕‘女’旁一个‘也’字，印刷所里没有，新铸许多也为难，所以不能决心用他；姑且用杜撰的法子，在‘他’字下注一个‘女’字来代。这事还得从长计议才好。”译成汉语的《改革》虽然还是用“他女”当做“她”用，但刘半农的“她”之造字已经有了知音——只是因为“活字”不便“印刷”才没有“上市”罢了。

这就是“她”字在中国文字史上的最早尝试的理论雏形了。

时至1919年2月，《新青年》已经出版到6卷2号。“她”的问题再度提到重要日程。这个发难来自钱玄同对周作人“SHE”译法的请求“指教“和“答复”：“你译小说，於第三身的女性人称代名词写作“他女”，我想这究竟不甚好，还是读‘他’一个字的音呢，还是读‘他女’两个字的音呢？”

当时译文中的女性、女权、妇女问题很多，而且它们也是新文化元典的一个“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用“伊”字有守旧、文言尾巴之嫌，所以代表女性的、与男性第三人称又有区别的“ta”千呼万唤。在“限制旧汉字”和“添造新汉字”之间，究竟何去何从，钱玄同和周作人两人各自都有过一番的仔细的斟酌。周作人的回答是：“我的意思是读作‘他’，‘女’字只是个符号。我译《改革》这篇小说时，曾经说明，赞成半农那个‘她’字，因为怕排印为难，所以改作这样。”针对周作人对刘半农之“她”的认可，钱玄同很是自以为是说：“照半农的意思，造一个新字。但半农所要造的‘她’字，我以为不甚好；因为这字右半的‘也’字，要作‘他’字用。”为此他要造一个新字：“女”字旁加一个它，即“女它”。

周作人在钱玄同提出这个意见后，开始摇摆。于是，两间余一卒的摇摆使他再度提出以“伊”字定案：“我既然将‘她’字分开，写作‘他女’用了，如用本字，自然没有不赞成的道理。照你说造一‘ta’字，文字学上的理由更为充足，我也极赞成。但这仍是眼的文字，还有点不足；所以非将他定一个与‘他’字不同的声音才好。你前天当面和我说的，他读作ta，‘ta’读作‘te’，也是一种办法。我又想到古文中有一个‘伊’字，现在除了伊尹孙洪伊等人名以外，用处很少，在方言里却尚有许多留遗的声音。我们何妨就将这‘伊’字定作第三身女性代名词，既不必叫印刷局新铸，声音与‘他’字又有分别，似乎一举两得。不知你以为如何？”（《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新青年》6卷2号，1919年2月15日）

在一个标新立异的转型时代，人人都怀着无限的超越癖进行创新。歧义归歧义，历史注定了从一而择的规律。在钱玄同的激烈、刘半农的执著、周作人的折中中，“他女”、“ta”、“它”都壮烈牺牲，只有“她”技压群芳，脱颖而出。

现代白话文中流行的“她”乃是刘半农个人的创意。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将理论上“她”也正是实践上“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她”统一起来。最后，笔者特别想指出的是，“她”的出现是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她”绝对不是一个字的形式创意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她”身上灌注着生气淋漓的现代性。张宝明